美国对华态度全景-院外活动家篇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特朗普近日又在推特上“大放厥词”，两国高层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两国经贸关系莫测。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官方渠道的对接和沟通，还有这么一个群体，或许能够从国会，为我们争取最大化的利益。这个群体就是院外活动家 – 院外活动家。
美国政治三权分立，掌管着司法的国会与负责行政的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而院外活动家们往往能利用这一分歧空间，按其委托人的想法，朝着特定方向，推动法案。
例如，1993年，克林顿发布了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的总统政令。但后来，在各方院外活动家的努力之下，美国国会最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因此，在中美关系中，院外活动家们有时可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我们启动了美国对华态度全景报告系列的第三篇 – 院外活动家篇。
通过梳理97位院外活动家的个人业务情况、所属公司背景、主要委托人背景、政策倾向、以及对华态度，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 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贸易领域内的游说活动大幅增加
2018年，共有1300家公司就贸易领域内的法案问题，寻求了游说公司或者个人院外活动家的帮助。与往年相比，增势明显。2019年在仅过了半年的情况下，其数据更是超过了2017年一年的游说活动量。
2. 虽然游说活动增多，但由于滞后性等因素，大量法案尚未推出
2018年院外活动家们高度活跃的贸易、赋税、联邦预算、医保/健康、移民、金融、科技并未在已成功推动的法案倾向中高频出现。相反，在已经成功推动的法案当中，美国内政占了大头。
与贸易战沾边的审查外国资本、规范电信行业、防范鸦片类毒品等领域，其成功通过的法案数量较少，与贸易战直接相关的暂免关税更是仅出现了4次。考虑到同一法案可能会有多个院外活动家同时经手，这一数字可能还要再往下降。
一方面我们可以将之归因为滞后性，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在美国，与贸易相关的大部分法案目前都还在协商或者待签署状态，而不仅是院外活动家们高度活跃的窗口期，更是我们可以影响相关法案的关键期。
3. 贸易领域的游说，更多依赖于个人
数据表明，贸易领域内的游说，与院外活动家团队的人数、游说公司的总利润之间并无直接的相关性。
在贸易领域的成功并不能给游说公司带来足够量的利润，而在贸易领域内经手的案件数也与院外活动家的人数并无直接相关。
调查的 23家游说公司中，按照参与案件数看，在贸易领域内，排名前15的院外活动家皆是来自于Sorini, Samet & Assoc、Mehlman, Castagnetti et al、这样依托于个人的“小作坊”。 换言之，在贸易领域里的游说行动，更多的还是依靠于个别院外活动家本身。
4. 使用游说活动的大部分是跨国企业或相关行业协会，且倾向于院外活动家“小团队”
在贸易领域内，大量使用游说服务影响政策的委托人集中于跨国企业及各大行业协会，其行业集中于医疗保健、制造业、科技、金融、零售、能源等，且大部分受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 虽然也有沃尔玛、百事之类的委托人喜欢同时委托多家游说公司，但“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官方统计的参与法案数最多的20位委托人，大部分并未出现在我们调查的97位院外活动家、23家游说公司的的主要委托人名单里。 这则进一步说明了在贸易领域内，游说活动更集中于个人而非团体。也因此，在未来，我们应当更注重于那些拥有一定影响力，但可能并未那么知名的个人院外活动家。 尤其是当此次调查的97位院外活动家中，参与案件数最多的Sorini, Ronald J其服务的公司也不过35家。
5. 超过90%的院外活动家曾为公职人员，另有过半院外活动家倾向于共和党
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中院外活动家个人页面中“贡献”一栏的数据，在此次调查的97位院外活动家中，共有46位在2018年向共和党捐献了大笔资金，捐献给了民主党的只有23位，这样的现象或与如今共和党执政相关。 在97人中，仅有9人不是旋转门人员，即并未担任过任何联邦（州）政府、白宫、议会、党派公职。也就是说，院外活动家们大多数与现任政府公职人员有着紧密的私人联系，且熟知立法过程，并拥有一定的联系渠道。
6. 院外活动家们对华态度模糊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并没有院外活动家对华态度友好。但值得庆幸的是，对华态度强硬的院外活动家也仅为少数，更多的是无相关态度或者态度模糊。这或许与美国政坛的氛围有关。
而这正是我们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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