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的博弈本质：政治哲学之争？

（正文约24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作者：费兰花（Ramziya Fazdalova），俄罗斯在华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时至今日，学者们衡量“超级大国”的关键标准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拥有远超其他国家的经济潜力、军事实力、关键技术、先进科学和工业基础以及人力资本。国家力量的排名是不可能通过协商得出的，这些物质因素为其提供了一个可度量的标准。而无形因素则要复杂得多，量化软实力是困难的——对这类因素的评估容易过于主观，且容易被曲解。谁的文化影响力更强？谁的道德观更正确？谁的价值体系更好？这些问题导致了关于价值取向的争论，这对在国际舞台上定义超级大国无济于事。但是，仍然有一个重要的无形标准可以参考，那便是政治哲学的构建。

可以说，超级大国与在物质层面具有优势的普通国家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超级大国拥有系统性、合乎逻辑的国际关系政治哲学。一个超级大国，应该对世界的运行方法与规则，自身的目标与合法性提出独特的观点。政治哲学不是口号和陈词滥调的集合；不是对政治生活的包装或对社会生态的模拟，且不是单纯的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幻想。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是政治哲学的派生，但不能穷尽超级大国间的国际政治互动。国际政治哲学是国际关系关键政治概念的具体解释——力量、权威、平等、正义等。这种解释应该基于国家深厚的思想传统和个体实践经验，从而使得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学说对本国和他国都有说服力。

那么，一个国家能否只凭借物质层面的优势来体现其价值呢？无疑是不行的。首先，一个国家可以仅依靠现实主义原则行事，集中力量推行实用主义政策，增加其物质层面的利益，并利用一切手段维系统治。然而，纯粹的现实主义迟早会冲破政权合法性的极限。如果对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没有明确的认知，政府只靠枪炮和金钱的统治将是不稳固的。

反过来，一个国家可以在物质层面落后的情况下传播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吗？当然也不行。某些时候，贫弱国家的政治哲学可以成为斯多葛学派的坚忍主义（编者注：Stoicism，斯多葛学派为希腊化哲学的一个流派，是一种个人美德伦理哲学。该派确定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即一生实践美德并顺应自然）或英雄主义的典范，或能提出创新、有吸引力的观点。但如果没有物质基础，这些观念就是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拥有物质层面优势和自身政治哲学体系的国家少得令人吃惊。从表面看，创造一种政治哲学理论比建造导弹或核弹要容易得多——让“智者”们发挥头脑风暴，写一些基本的政治哲思，把意识形态理论变成宣传者的手册，就算是达成了初级目标。理想状态下，国家在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治哲学。事实上，许多这样的努力都失败了，并最终淹没在信息的喧嚣中。但仍然有个别政治哲学理论存在于某些强大载体的手中，这些载体正是当今的超级大国。

一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哲学必须具有“主权性”吗？它是否必须仅以本国思想传统为基础？答案是否定的。具有全球影响力，且绝对原创的政治哲学理论是很难找到的。通常情况下，超级大国的政治哲学理论是普世的道德原则，各类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主要政治学说，具体国家准则，甚至包括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的混合。当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将巨大的物质潜力和自己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中国和美国。

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众所周知的，并在各个层面被广泛传播——从大学专著和教科书到宣传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总的来看，美国政治哲学基于人权至上的自由主义原则，“消极自由”理念，公平正义理论，以及从这些法则中衍生出的制度观，即民主是政府治理和市场经济的最佳实践形式。这种政治哲学是启蒙运动和欧洲国家内部经验的产物，它通过美国政治经验而体现，并通过美国的物质力量来强化。这种基于欧洲传统思想的政治哲学很容易在许多西方国家扎根，尽管在某些地方它与实际层面的个人价值诠释相矛盾。最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哲学也有很强的现代主义潜质。美国乃至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解放、自由和进步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