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领导人“组团”访华，中欧关系会变得更好吗？

2020年，世界见证了中欧建交45周年、中国-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就在中欧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之际，双边关系突然在2021年急转直下，从2020年的“合作之年”变成了“危机之年”。中欧双方先后出现了重要双边协定审批程序被欧方冻结、双方围绕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采取制裁与反制行动、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未能如期举办等重大变故。

不过，与此同时，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仍在逆势中不断提升，中欧在环境与气候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这种看似复杂矛盾的双边关系发展态势，同欧盟对中国身份的复杂定位、对大变局时代下大国博弈的判断，以及内部涌现的各类影响因素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早在2013年，中欧就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这一全面战略规划确定了中欧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将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数年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中欧政治安全领域凸显出竞争性与对抗性。在2019年3月出台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文件中，欧盟将中国定位为“目标一致时的合作伙伴”、“在技术领导力方面的经济竞争者”和“推广其他治理模式选项的制度性对手”。2020年下半年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也采纳了上届欧委会的这种对华定位，并渗透到对华政策的各个领域。

在对华定位“三分法”思维主导下，中欧政治互信下降，欧盟围绕国内事务敏感议题持续对中方施压，政治摩擦和意识形态对立显著上升。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两份涉港决议，敦促欧洲理事会制裁中方相关人员。同时，欧盟委员会借所谓“新疆人权”问题，32年来首次启动对华制裁机制。在台湾问题上，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与台湾地区建立“全面强化的伙伴关系”，欧洲议会还派出所谓“官方代表团”首次访问台湾地区。立陶宛更是不顾中方反对，坚持允许台湾当局在立陶宛设立办事处，导致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上述活动基于欧盟对华的战略调整，使得中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也对双边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次，中欧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加强往来并推动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在高科技领域也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中国早在2020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欧盟也有望取代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但另一方面，欧盟在投资和出口管制领域逐渐对华设限与防范，在科技领域尤其是5G技术标准与设备等问题上跟随美国对华竞争，部分国家也开始禁用华为设备。这主要缘于欧盟将中欧科技领域竞争由“经贸商务问题”定义为“安全性问题”，旨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5G通信技术、半导体等领域降低对华依赖。2021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数额高达300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计划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应对“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欧盟与中国开展系统性竞争的又一举措。

此外，中欧在气候环境领域加速发展合作共赢趋势。近几年，中欧气候合作既经历了共赢时的“蜜月期”，也经历了受各种因素干扰的“低谷期”。但气候环境问题仍然是中欧关系的粘合剂和助推剂，双方也始终存在共识：二者不是竞争者，而是成败与共的合作伙伴。2019年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与2021年出台的“中国1+N”政策体系遥相呼应，表现出了对气候挑战和转型路线的趋同性思考——将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并涵盖了整体与局部方方面面的创新与转型路线。如今看来，尽管气候合作愈发难以与其他领域的对抗和竞争区隔开，但中欧此前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绿色转型、数字转型等议题上已经有相当的共识，并展现出积极的合作前景。

▲2021年，中欧合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活动以“共商绿色发展”为主题，围绕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加强中欧绿色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交流对话。

从地缘战略安全的考量上看，首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欧双方自身立场逐渐鲜明。尽管在俄乌冲突发生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其中多数具体事态发展的态度始终与中国秉持的基本政治立场相背，但正如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所表述的那样，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欧存在关系缓和的基础，即对于终止战争、和平解决冲突的不变追求。

在中方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后，欧洲国家逐渐意识到，如何结束这场冲突、如何防范及解决危机带来的现实或潜在人道灾难、粮食危机和能源问题等，都需要中欧双边和多边的共同合作。此外，中方再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了更系统的思路，促使欧洲国家领导人在作出外交决策前能形成较为正向的对华互动意识，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回暖。

其次，随着拜登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致力于“美国优先”的法案，以及在欧洲能源危机中“割欧洲韭菜”的行为，使得一度被掩盖在美欧共同应对“中俄威胁”下的跨大西洋信任危机重新浮出水面。由于欧洲经济一直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危机爆发后，能源短缺不仅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动摇了欧洲工业基础。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欧盟企业申请破产数量创历史新高，环比增长26.8%。

然而，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为国内企业提供大规模补贴，加之廉价的本土能源作为吸引，不少欧洲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对欧洲制造业产生巨大虹吸效应。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强国也是欧盟经济支柱国德国，制造业的冲击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了在对美关系中取得更多筹码，改善对华关系成为欧盟国家亟须解决的议题。

作为结果，在不断加剧的大国博弈背景下，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主要国家愈发追求提升“战略自主”。为了缓解欧洲长期处于美俄等战略大国的保护与威慑之间的现状，早在2016年，欧盟就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文件中首次提出“战略自主”的核心诉求，强调在外交和安全防务等领域保持独立自主的必要性。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对战略自主有了更加急迫和全面的认识。欧洲议会更是在去年推出的《2013—2023 欧洲战略自主》文件中指出，要在国防、能源供应和经济方面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并减少在关键性原材料、半导体、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对外依赖。而从大局来看，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战略性地缘冲突，因此改善中欧关系便成为欧洲一些国家践行战略自主的首选出路。这也是德国总理朔尔茨于去年11月积极访华的原因。

此外，中欧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也是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欧盟2020年以来最大的货物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在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欧盟的增长前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5.2%，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将超过三分之一，发展态势良好。就中欧经济往来而言，2022年不仅中欧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已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而且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流量达70亿美元，在欧盟投资存量达1029亿美元。因此对于欧洲来说，中国的分量意义重大。

德国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在欧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中国也自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国内对华经济“脱钩”的言论甚嚣尘上，例如减少对中国市场和原材料的依赖，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等。针对此问题，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报告表示，如果德国和中国发生贸易战或者脱钩，对德国造成的损失将会比英国脱欧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大6倍。

此外，由于欧盟目前通胀高企，如果和中国脱钩，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断供欧盟，极有可能让严重的通胀局面雪上加霜，进一步推高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正因如此，2022年末，欧洲企业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佩尔森（Frederic Pearson）在出席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时表示，中欧应共同努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反对以安全之名搞“脱钩断链”。

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中欧关系回暖一大同样重要的原因。如前文所述，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整体的减排和维护绿色生态等全球目标上有共同立场。2020年前后，欧盟和中国相继作出碳中和承诺，极大鼓舞了全球的气候行动，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进入新常态，也给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中欧在能源转型和效率、清洁能源和技术、低碳交通与城市、循环经济与碳市场、绿色金融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2022年6月，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发布了由中国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共同编制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更新版，更新版目录共包含了72项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提高了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和绿色活动的全球可比性和兼容性。

然而，近一段时间，由于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全球低碳和数字技术的激烈竞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中欧气候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遭受冲击。随着欧洲重新审视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华合作的重大意义，其也逐渐重新理解到中欧双方同样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携手共进。中欧双方需要秉持《巴黎协定》精神，共同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气候新秩序，并加强各层级的沟通与务实合作，使气候合作免受政治干扰，创造碳中和机遇下的双赢格局。

首先，在全球体系层面，美国在中欧关系中扮演的阻碍性角色不言而喻。一方面，对于欧洲来说，尽管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思想使得欧洲“战略自主”在独立防务问题上有了某种程度的推进。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迅速修正了特朗普时代的对欧政策，通过“重振同盟关系”的准则重新加强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控制。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激化后，华盛顿愈发频繁地对中欧、中俄之间的合作发出“关切”和“警告”。更确切地说，美国试图构建一种“系统性对抗”体系，干扰欧盟与中国的合作。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并不乐见欧洲在防务领域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否则这种实际脱钩会削弱其对欧战略主导地位，进而丧失其在欧洲地区对国家间事务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拜登政府在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强硬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并更加重视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注重加强与前期战略伙伴的同盟关系。为此，拜登政府始终试图在意识形态、印太地区安全、产业链和高科技产品等多个重点“去中国化”领域建立“抗中联盟”。而欧洲一定是会被纳入同盟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也在试图削弱欧洲与中国经贸、人文与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以便于重新拉开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

其次，在区域国家层面，欧盟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凸显。对于中欧关系是否能够走向缓和，欧盟国家内部意见不一。这也是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潜在风险。作为欧盟主要领导国的法德虽在欧洲防务自主方面有共识，但也各有自己的算盘。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强调，美国正在背叛欧洲，北约已经“脑死亡”，欧洲必须组建强大的“欧洲军”来自保。但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却对此表示否认。他认为，欧洲应当承认当下离不开美国军事庇护的现实，并放弃“战略自主”的幻想。这种战略模糊性在某种程度上亦会使欧洲国家在对华态度上显得摇摆不定。尤其是在“后默克尔时代”，欧盟将中俄定为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面。即使有国家在对华态度上较为友好，但在欧盟话语体系下并不能独立行动。

此外，大多数中东欧和北欧国家，特别是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本就与法德在欧洲防务方面存在认知差异。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它们对欧盟自主防务能力缺乏信心，倾向于美国及北约的庇护，进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可能会在涉华事件上发表和美国相似或相同的立场，刻意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后，从政府高层到社会民众，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一直是中欧关系中深层次的非对称因素，长期地干扰着中欧关系发展。不仅欧盟国家认定其所谓的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与中国有所不同，而且一个更严峻的趋势是这种价值观分歧已经逐渐与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一同打包，成为欧盟地缘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这种全方位的链接使得中欧关系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呈现全域化态势并交互影响。

例如，疫情时代欧盟及欧洲国家指责中国展开疫苗外交；在谈及印太战略时表示要对抗所谓“专制国家”的地区影响，指责“一带一路”制造依赖、扩大政治影响等等，其背后都呈现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当意识形态分歧扩展到多边治理、国际规则和全球秩序层面，再加上俄乌冲突再次加速推动价值观与安全的建构与链接，即便中欧关系长期遵循的彼此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基本逻辑，也会面临严重的冲击。

总体而言，中欧关系近期回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未来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大国竞争的激烈加剧与欧洲国家的分歧严重，地缘冲突与传统安全议题、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分歧在欧盟对华政策议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中欧双方都不应低估彼此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双方在气候变化、医疗、科技、多边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共识。这一点，在今年4月7日中法元首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大有体现。面对合作空间与严峻挑战共存的中欧关系，作为全球经贸联系紧密的两大力量，中欧双方始终需要遵守求同存异的相处原则，从而妥善应对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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