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国政治并非注定是一场悲剧

在国际关系经典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米尔斯海默曾提出大国政治注定是一场以彼此之间的争斗和战争为收场的悲剧。如今，每当讨论到两个有能力成为或已经成为国际格局中“两极”的大国间的互动时，学界对于其最终结果的预期几乎总是悲观与负面的。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过去500年间的权力变迁中发生16次权力变迁，其中12次以战争方式结束。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有75%的概率发生战争，最终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当今世界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观察家对于双方关系的前景几乎都持以悲观态度。

基于此，如果将两个大国最终不可避免的爆发冲突或战争定义为“大国政治的悲剧”，那么相应的，如果上述两个大国之间能够达成相互合作，甚至实现国家间合作的最高层次——结盟，则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大国政治的喜剧”。

在多极格局中，大国之间达成合作甚至形成结盟还比较常见。例如，一战前欧洲形成的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即为大国之间的结盟，几个大国基于军事、权力平衡机制形成了对立同盟阵营。然而，在两极格局下，国际体系的两极大国相互实现合作、结盟，进而上演“大国政治的喜剧”这一现象，不仅十分罕见，且令人难以想象。

由此，一个新的问题诞生了。在两极格局的大国政治中，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除了最终会走向我们所熟悉的“悲剧”之外，是否有可能上演其他形式的“剧本”，比如“喜剧”？像美苏这样的两个看起来完全敌对的大国，理论上是否有可能实现相互合作，甚至走向结盟？

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视角来看，两极大国达成合作颇具困难。首先，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下，两极体系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间关系，几乎等同于对抗和战争。

权力转移论认为，崛起国跟霸权国之间非常容易发生战争，只要崛起国有改变现状的意图，且崛起国实力达到霸权国实力的一定比例，则体系战争几乎不可避免；霸权稳定论认为，发动和赢得霸权战争是大国获取霸权的必要条件；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米尔斯海默认为对外扩张是大国确保生存和安全的理性选择，因此大国之间的政治注定是一场悲剧。新现实主义中，尽管肯尼思·沃尔兹的主张相对乐观，但依然认为在两极体系下，大国间的紧张压力会持续存在，危机会反复出现，正如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所表现出的那样。

其次，从现实观察的角度出发，两级体系下的大国若想达成合作，的确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

第一，对于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言，他们之间必然存在对于权力、荣誉和地位的竞争。以中美关系为例，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两国对影响力、权力等的竞争导致双方很难完全实现合作。事实上，地位、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即霸权国只能是两方中的一方，“我之所得即为你之所失”。这种矛盾常常最难以调和。

第二，相对收益的计算也往往成为合作阻碍。在两极大国的合作中，一旦一方发现对方得到的利益比已方多，往往不愿继续进行合作。例如，美国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尽管美方清楚贸易战对其自身也有损害，但这一做法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会更有利于把中国规锁在价值链最低端，从而确保美国更长时间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依然热衷于使用贸易战手段。

第三，权力转移过程中，承诺问题永远存在。历史上，只要存在权力转移的两个国家都会出现承诺问题：尽管崛起国可能对霸权国反复承诺，不会挑战霸权国的利益，然而霸权国很难完全确认崛起国承诺的可信度。以中美为例，尽管中国已多次向世界表明自身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有着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深厚历史传统，中国现在不称霸，未来也不会称霸。然而，美国领导层却仍不可避免地猜想，中国是因为现在实力不及美国，因此才这样表态，一旦有朝一日超越美国却反悔，美国将难有办法进行干预。因此，美国倾向于选择在中国实力尚未完全超越美国前，全力打压遏制中国。

此外，安全困境、身份政治、意识形态竞争等其他因素同样广泛存在于从古至今的大国政治之中，阻碍着两极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放弃冲突，实现合作。

“结盟”对于两极格局中的大国将更加难以实现。首先，国际关系中的结盟具有很高的成本，结盟国家需要承担牵连风险和抛弃风险。

结盟属于国家间合作行为的一种，是国家间合作的最高等级形式。两国结盟具有诸多好处，但同样也有很高的成本，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和责任。一方面是牵连风险，一国很有可能因为具有支持同盟的义务，卷入了本不需要且不愿参与的冲突；另一方面是抛弃风险，若一国的其他结盟国家由于害怕“引祸上身”，在其向盟友求援时拒绝提供帮助，则该国将会把自身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同盟中，国家具有同盟义务。虽然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但如果不履行盟约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具体来说，对内体现为“观众成本”，若政府不履行盟约，国内选民会认为决策者不讲信用，在野党竞争对手同样会将此作为抨击把柄；对外而言，若其他国家发现一国不履行盟约，则该国会在国际社会中丢失信誉，以后想继续与他国达成合作则会遇到诸多困难。因此，结盟国家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自身行动的自主性，产生很高成本。

其次，对两极格局而言，结盟难以产生明显收益。一方面，国家之间结盟的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共同的威胁。对于两极格局而言，两个国家已经是格局中的最强国家，并不存在可以对两个极构成共同威胁的第三种力量。因此，威胁平衡论难以解释两极国家结盟的原因。

另一方面，利益平衡论角度认为，两国结盟也可能并非出于共同应对威胁的目的，而是一方试图通过结盟追随另一方，通过“搭便车”以获得政治、经济等相应利益。然而，在两极格局中，两国己经是国际体系中两个最强力量，并不可能存在一个极追随另一个极的情况。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两极之间的结盟都似乎是一种最不可能的现象。

然而事实上，历史中两极格局下的两极国家的确存在过结盟行为。尽管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下，美苏两国没有实现结盟，但当把时间拉得足够长，观察历史上更多国际关系两极格局案例时，则会发现的确存在实现了相互结盟的两极大国关系。

古希腊城邦体系中，雅典和斯巴达一度构成了非常典型的两极体系。在这样的两极体系中，雅典、斯巴达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阿奇达姆斯战争。公元前421年，雅典、斯巴达双方由于资源、人力消耗过大，实在无力继续战争，双方停战并签订了《尼基阿斯和约》。

此后，双方在和约之外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把同盟条约完整记录了下来。条约非常明确地规定，如果有敌人侵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另一国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对方。这一条约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同盟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是非常狭义的互助性、防御性的军事同盟条约。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古代国家体系中也可找到类似的例子。中国春秋时期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晋楚两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其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当时春秋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矛盾。晋楚两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对抗和多次战争后，于公元前579年和546年先后两次召开“弭兵之会”，签订了盟约，规定“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从内容分析，这一盟约属于典型的相互军事互助条约，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对同盟的定义。

雅典、斯巴达和晋楚两组案例，虽然地理位置和时间背景相差巨大，但是却展现出相同的现象。这些现象出现的本身就值得思考，两组案例现象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尚未被发现的共同机制。

理论上讲，两极体系上的两极大国要想在冲突和对抗下实现结盟，需经过两个环节：一是从对抗走向缓和，二是从缓和走向结盟。

（一）从对抗走向缓和

在何种情况下，激烈竞争的两个大国会放弃对抗，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存在一个不可改变的基本机制，即如果双方继续对抗的成本超出了各自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时双方就会有动机停止对抗，缓和关系。

正如核威胁理论中存在的一个重要概念：稳定不稳定悖论。在战争双方达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态势下，若双方的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成本将会超过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此种情况下，如果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增加，双方就有动机主动管控彼此的冲突，由此使得双方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的风险降低。总结而言，核战争层面的风险升高将使常规战争发生的风险降低，核战争风险降低将使常规战争风险升高。

与此类似，若两个大国之间陷入长期的对抗或战争，各自长时段所付出的成本代价累加起来，也可能会超过双方各自能够承受的极限，从而使对抗关系的持续变得不可忍受。基于此，推动两个大国由冲突转向合作的可能机制可总结为，两极大国继续冲突的成本非常高昂且不可忍受，促使双方从冲突走向缓和。

（二）从缓和走向结盟

对国家而言，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或目标是吸引尽可能多的追随国，并让自己的对手国尽可能少的拥有追随国家。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中相对较小的国家成为了大国集中争夺的对象，而通过给予安全保障等方式与中小国家结盟，是历史上很多大国，包括当今的美国的常用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为留住追随者，就不得不更多考虑小国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因此，大国往往会受到来自中小盟国的影响与制约，且大国间的权力竞争越激烈，这种影响就越大。上述情况体现了权力关系的相互性。

当大国给予小国的承诺涉及安全领域时，则往往会承担更多牵连风险。例如，在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反而仍不断加强对自己盟国的安全保障承诺。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越明确、越强化，所要承担的被盟国牵连的风险就会越高。比如，美国清晰说明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若中日突然因钓鱼岛问题出现争端，美国是否介入？若不介入，则会承担非常高的信誉成本。因此，大国之间存在权力竞争时，常常会承受小国强加的很多本不愿意承受的军事冲突风险和牵连风险等。

在此背景下，不妨考虑以下情境。A、B两个大国是两极中的两个极，为权力竞争而陷入了双方都无法获胜的双输性僵局，彼此都濒临各自成本承受的极限。此时A、B双方都有停止对抗，彼此缓和甚至走向合作的意向。然而C小国是A大国的盟国，与B大国有矛盾，仍然在对B国进行挑衅。在此情况下，A国面临着被C国牵连，继续跟B国发生冲突的风险。然而，A国又难以放弃C国，否则会产生同盟的信誉成本，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如果A国单纯向B国声明不愿与其对抗，由于C国作为A盟国的挑衅事实存在，且A、B国之间存在前文所述的“承诺问题”，以及博弈论中的“猎鹿博弈困境”，因此很可能无法取得B大国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A国最直观、成本最小的解决方案是，与B国直接结盟。通过结盟，A国既彻底获得了B国的信任，避免了因继续对抗而给双方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降低了被C国牵连卷入战争的风险。

综合以上两个环节的分析，即可归纳出两极大国实现结盟的完整机制——第一环，继续冲突的成本非常高昂，促使双方从冲突走向缓和；第二环，为了避免权力竞争中的牵连风险，双方有动机释放信号，展现缓和关系的决心，促使双方由缓和走向结盟。

在前文中，两个两极格局案例的结盟历史过程也基本符合这一机制。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之所以向雅典宣战爆发战争，一个直接原因即斯巴达受自己很重要的盟国科林斯的牵连。科林斯人威胁称若斯巴达不愿参战，将会转投雅典，从而直接导致斯巴达与雅典直接开始了持续十年的阿奇达姆斯战争。由于双方均无法战胜对方，且消耗巨大。直到十年之后双方签订和约，包括科林斯在内的许多斯巴达盟国仍然对现状不满，仍然希望继续跟雅典继续战争。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签订了同盟条约。

晋国和楚国的历史过程也类似。为了争夺霸权，两国频繁地因为小国牵连而陷入到冲突，如公元前633年，楚国进攻宋国，晋国因为救援宋国被牵连进一场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给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消耗，最后迫使双方达成了“弭兵之盟”。

首先，国际政治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多样性，两极不等于冷战。历史上“大国政治的喜剧”告诉我们，即使都是在两极结构下，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也可能不是唯一的。应突破两极等于冷战的思维定势，把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池与数据库进一步扩展。即使是上古时期的国家间活动，虽然距离现代比较遥远，也毋庸置疑仍然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启发。

其次，应辩证看待大国间的冲突与对抗。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但冲突也可以帮助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意识到和平与合作的可贵。因此，当冲突难以避免时，无需太过回避或太过畏惧。例如冷战时期，美苏在经历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冲突和对抗顶峰后，再没出现过比较大的直接对抗。双方都意识到了冲突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损失。

二战后，无论美苏竞争多么激烈，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一直被遵守，即两个大国不能发生直接战争。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今天，包括在俄乌冲突中也得以体现。究其原因，是各个大国都清楚，在当今时代大国之间若发生直接战争，其成本将极其高昂。

最后，应重新审视中美战略竞争与冲突管控的前景。当今，中美之间因为第三方的因素被卷入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比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然而，根据两极结盟的分析机制，在这个大国间战争成本极其高昂的时代，中美因第三方因素而被拖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越高，两国因此实现冲突管控、缓和关系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

世界历史恰是由一出出悲喜剧构成，如此才跌宕起伏、动人心魄。在冲突、紧张、彷徨与悲观弥漫的中美关系前景下，我们希望世界正发生的，是一出欲扬先抑的“大国政治的喜剧”。

注：本文根据2023年5月20日民智讲坛主题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

编务：李   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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