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长文｜ 拉荻卡·德赛：帝国主义下的全球治理体系病症何在？

近年来，全球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酝酿已久的西方对俄代理人战争是导致这一危机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多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干涉他国内政来实现自身利益。然而，这种做法却在无形中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基础，迫使西方摧毁了它亲手创造的“开放”、“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治理体系的根基。

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措施正严重破坏其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过度使用制裁手段，不仅损害了被制裁国家的经济，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制裁措施不仅限制了贸易和投资，还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和紧张局势。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正引发国际间的相互不信任，使得全球治理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制裁政策正导致最激烈的去美元化进程。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垄断着全球金融市场，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由于制裁的滥用，许多国家开始尝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不仅动摇了西方国家的金融霸权地位，也削弱了他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强货币多元化，探索其他替代性支付和结算机制，以应对美元的不稳定性和制裁威胁。

目前，西方国家不再强调自由贸易，而更多地关注“友岸外包”、产业政策和投资限制等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在面对治理危机时采取了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过去，西方国家一直以自由贸易为旗帜，试图推动全球一体化。然而，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加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逐渐转向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做法。这种转变不仅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冲击，也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

▲2022年，拜登总统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这被视作是美国本土保护主义的再次升华。

诚然，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并不是一个突发进程，该体系的发展和运行一直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目睹了诸多国际体系的危机和挑战，这些事件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欧洲地区曾经历过一系列的争斗，包括经济问题、领土纠纷和政治矛盾。这些冲突暴露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些不平等问题。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要求，希望通过重新分配经济权力来缓解自身的发展困境。这些要求促使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调整。

1997年至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那次危机不仅冲击了东亚经济，也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破坏。此前，80年代和9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也曾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过于严苛的贷款组合的不满。而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人们对这些机构的贷款政策和决策过程产生怀疑，并要求进行改革。

▲1997年，韩国首尔银行工会职工上街抗议IMF的改革方案

在此之前，乔治·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推行了单边主义政策。事实上，美国从来不喜欢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大会。美国认为，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只是乌合之众，不应该与美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为了鼓励联合国机构依赖企业资金和权力，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这种单边主义政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不稳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当时，二十国集团（G20）宣扬的“多边主义”机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中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投资热潮。中国在刺激消费增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

好景不长，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对他的“美国优先”政策产生了担忧。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的质疑和对国际合作的冷淡态度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安。他的政策举措削弱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协议的地位，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

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根源可追溯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这一体系在二战后建立，旨在重建战后世界的经济秩序。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未能解决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因而一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附属国家的不满之源。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强调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霸权地位。这导致了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经济控制和影响力的不满。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解决贸易和发展不平等的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

▲1958年，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的讲话

如今，这种不满已经升级到了危机的程度，使得全球治理体系陷入末期危机，这也将帝国主义推向了终结边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本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面临着严重挑战。西方国家不再能够独自决定全球事务，这使得他们感到不安和焦虑。

如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要基础，那么它也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和扩大市场，而帝国主义则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份额。然而，这种扩张的过程必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不平等加剧，最终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可持续性。

在这场危机中，坚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面临着越来越狭隘的选择。它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做也是死，不做也是亡。这就是它们要被迫摧毁自己的创造物的原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试图维护自身利益，通过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贸易战和单边行动来维持其地位和霸权。然而，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削弱全球治理体系，加剧全球不稳定和冲突。

全球治理体系的地缘政治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经济的一部分，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事务的理解。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矛盾的支配，而这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矛盾使其逐渐发展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试图将解决矛盾的成本强加给其他社会，它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来自资本主义社会过剩的商品，并为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其结果就是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发展与否认发展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以呈现。一方面，维持帝国主义关系的自由“开放”经济模式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之间存在冲突。自由“开放”经济模式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来维持，这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基于国家主导的模式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与自由市场和比较优势的“李嘉图”世界秩序相对立。另一方面，这种对峙也体现在国家观念的差异。一些国家认为“李嘉图”世界秩序纯属虚构，而其他国家则更加重视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模式逐渐成为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主要路径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中，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帝国主义国家试图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理念来掌控全球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则主张构建更加公平和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张力一直存在。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自西方世界市场主导地位面临第一个挑战者开始，帝国主义就一直采取李斯特式的发展策略（编者注：李斯特经济学批评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或自由贸易学说，而是主张保护贸易，生产力和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学）。到了19世纪末，反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崛起，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了产业争夺赛，成为帝国竞争的热点地区，进而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扩张。

然而，帝国竞争达到顶峰后，危机在1914年爆发，开启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长达三十年的危机。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罗斯和中国两次最伟大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时代，李斯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仅限于极少数情况，而李斯特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则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唯一选择。

▲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G7峰会

这场历史的张力彰显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来维持其利益，试图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不断抵制帝国主义的扩张，主张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益。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张力仍然存在。这种对抗既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

美国的霸权主义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多极化所终结，这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在实质上将难以真正成功。然而，美国一直试图追求霸权地位的努力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对其商品和资本开放的世界，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世界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包括共产主义国家的兴起，这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

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了一个增长的“黄金时代”，但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实力受限，不得不妥协并允许相当大程度上的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只是暂时，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成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1973年石油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原则

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显示，垄断资本并未恢复其生产活力，这与马克思的设想大相径庭。相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属性变得更具掠夺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债务危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似乎得以复苏。然而实际上，这只会进一步加剧金融化和生产力的下降。

美国霸权的争议根植于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全球化进程和多极化的趋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进入新世纪，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采用了李斯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得以崛起，并迫使世界承认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这引发了世界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进一步质疑。多极化前景使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复杂，各国之间的平衡与互动日益重要。

当前，全球治理正面临着重大危机，这一危机源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治理形式的困境。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友好接触的前提，是美国对中国仍为低成本商品提供者存有幻想。然而，当这一幻想被揭穿时，美国对华的反应将变得更加敌对。布什时期对中国的“汇率操纵”指责、奥巴马提出的“转向亚洲”战略、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和科技战，以及拜登政府对华采取的“新冷战”态度，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

如今，西方世界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引发持续的从属地位争夺战。西方世界的治理危机正在催生一种新的非西方反帝国主义全球治理形式的兴起。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努力失败，它们开始呼吁回归联合国宪章的最初原则。例如，金砖国家的崛起标志着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此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机构的兴起，也彰显出第三世界国家对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需求。这些新兴的国际机构和倡议，与非对齐运动、77国集团或贸发会议等传统第三世界组织相互呼应，最终导致对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的需求。

新国际经济秩序蕴含着人类未来的美好希翼。中国领导人席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着真正的多边主义、公平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新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将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决策，而不是由少数国家独断专行。这将确保全球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共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秩序。

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应基于多边主义的原则，通过合作和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各国应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积极的全球参与者，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必须克服西方帝国主义世界治理形式的困境，朝着更加多边、公正和包容的方向发展。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它将为全球提供更大的机会和发展空间，确保各国人民共享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各国应携手并进，以合作和共赢的精神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未来。

注：本文根据2023年6月26日民智国际研讨会拉荻卡·德赛教授主题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

整理：张   丁

编务：周   正

责编：王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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