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已无法回头，俄罗斯和西方谁先顶不住？

欧盟正式对俄罗斯发起了第十一轮制裁措施，而此轮制裁的主要亮点在于对与俄罗斯高度接触的国家和组织采取限制性措施。根据欧盟理事会条例833/2014规定，欧盟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限制性措施。这些限制性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几乎所有涉及军民两用的产品都被禁止对俄供应，例如电子产品、激光器、传感器等。第二，一些“奢侈品”，包括一系列高于平均价格的家庭和其他商品，也被列入限制清单。第三类则是被认为可能有助于俄罗斯发展的数百种工业品。具体产品类型上到电气工程，下到玻璃纸张。按照规定，在欧盟管辖范围之内，未经相关国家机构授权，任何个人都不得向俄罗斯提供这些商品。

那么在欧盟辖区外的个人或实体，以及那些选择对这些制裁视而不见的国家呢？显然，在制定新机制时，欧盟一定是受到了在制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美国的指导。长期以来，美国的制裁手段主要有三：次级制裁、扩大出口限制以及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

▲从国际法和国际行为规则上看，美国把制裁俄罗斯的措施扩大到了其他国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长臂管辖”行为。

在次级制裁下，美国财政部常常对涉嫌规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封锁制裁。2023年，这类措施被美国广泛地用于针对俄罗斯境外的交易伙伴。例如，来自印度、中国、阿联酋、瑞士、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和企业都曾受到次级制裁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国都没有直接制裁涉及国家，这是基于一种默认假设，即相关个人的决定并不代表其政府的意志。扩大出口限制的手段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发起，它通常会将可疑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与其进行特定交易。而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况则需要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共同参与，一起制定识别制裁规避的方案和对参与者进行刑事或行政追诉的机制。

在欧盟，这些措施正在被打造成正式的法律机制。早在去年，第269/2014号条例第3条就引入了对封锁制裁的附加根据的规定，其中h条款就囊括了协助规避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性措施。欧盟的第十一轮制裁就记录了对该法律机制的首次应用。一家专门生产科学设备和系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就受到了相关封锁制裁。美国政府部门指出，该公司涉嫌通过与荷兰公司Woerd-Tech BV合作规避欧盟的限制措施。目前，这只是第一起案例，未来可能还将涉及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此外，欧盟当局也已经在扩大对规避制裁的刑事和行政追诉的做法。

第十一轮制裁措施的另一个创新是针对与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合作的第三国特定法人的贸易制裁。这些法人包括来自亚美尼亚、阿联酋、伊朗、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被列入第833/2014号条款的附件IV中。该条款明确指出，这些公司与俄罗斯国防部门存在商业或其他形式的关联。不过，将这些公司列入名单并不意味着对其所在国家政府实施制裁，而且被列名的公司也不受与军民两用商品有关的限制性措施的豁免。

此外，此轮新制裁也对涉嫌规避制裁的国家实施制裁。该机制目前仍处于初级试验阶段。欧盟当局非常谨慎，担心破坏与那些同俄罗斯交好国家的政治关系。考虑到一些被禁止对俄出口的商品正在通过某些第三国进入到俄罗斯境内，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欧盟可能会考虑对这些国家实施同等出口限制。然而，在采纳这种措施之前，欧盟当局应该先与涉及国家政府进行磋商谈判。

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新一轮制裁也延续了之前的做法。截至目前，不仅受到金融封锁的俄罗斯公民和组织的名单仍在扩大，现在已经上升到244个实体和1,572位个人，而且一些俄罗斯媒体也遭遇封锁。此外，由于禁令的限制，对一些特定产品的进口也被扩展到通过第三国进行交付，其中包括如上所述的军民两用商品、"奢侈品"、某些特定的电子产品及工业品。除此之外，运输行业的限制也有所提高，其中包括俄罗斯交通工具进入欧盟道路的许可。相关限制性措施不仅被应用于那些违反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门槛价格要求的运输工具，还同样受用到以其他方式规避这一制裁的海上船只。最典型的限制手段就是，它们将被拒绝准入欧盟港口。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内，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观点是，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集体"的目标就是对击败俄罗斯提出终极解决方案。这个目标被视作包含一揽子具体行动，比如削弱其军事潜力、重构其国家形态、改变其国家认同、甚至对俄罗斯这个单一国家进行解体。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发生了很大改变。如今，这种对西方目标的看法已成为主流。俄罗斯本身对乌克兰问题的应对政策就极具对抗性，它始终视乌克兰原有的形态和边界为莫斯科的重大安全挑战。

20世纪的历史经验表明，彻底击败对手并重建国家是外交政策的实践规则。这是与 18 和19 世纪冲突的主要区别。当时，通过军事手段打败敌人是从对方那里获得让步的一种方式，而非以重建国家为目的。相比之下，20和21世纪的经验并不总是线性的，但其“再现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导致其国家形态的重塑，这更多地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而二战后，德国的失败招致了更加根本性的后果——不仅国家被分裂，而且也失去了对外政策的自治权，甚至几乎被完全重建。

而在当时，作为战胜国，苏联一直积极参与解决德国问题。苏联积极在被解放的国家中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不过，随之而来的冷战使得这种对世界的重塑变得困难重重，每一次尝试都遭到了对手的抵抗。斗争有时以苏联取胜而终，比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痛苦的惨败；有时则是美国获得成功，比如在阿富汗援助中有所收获的反苏势力。

苏联的解体很快给了美国自由行动的机会。尽管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宣称冷战以双方的胜利而结束，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新兴地方精英的积极协助和广泛的公众支持下，一些昔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迅速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结构，就连俄罗斯自己也宣布了重返“文明世界”的愿望。因此，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了一个能够全权重组苏联的广阔空间，也有理由认为这是他们“不流血”战胜苏联的结果。

然而，美国随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几次军事干预，最终导致了目标国家的彻底重组。先是南斯拉夫解体，再是伊拉克被占领，其领导人被处决，政府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的失误也时有发生：阿富汗昔日速战速决的胜利变成了一场拖泥带水的游击战，最终以狼狈的撤军收场；对伊朗的军事干预尽管是有计划性的，但也最终流产。美国成功的干预常常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但只有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转化为积极的行动。相反，在俄罗斯国内，直到2010年左右，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密切的人道主义合作以及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兴趣都受到了鼓励与倡导，至少俄当局是没有直接反对的。

但很快，两种趋势的蔓延引发了俄罗斯当局排斥情绪的高涨。首先是西方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试图绕过俄罗斯政府，与俄国内社会进行对话的行为。这一行为将“好的”公民社会和“坏的”政府区分对立开来，莫斯科当局也对“俄罗斯政权”的概念愈发反感。这种表述在明里暗里地表明，西方国家不仅并没有将公民和政府视为同一政治共同体，而且还相当于是在暗示所谓的“俄罗斯民主的缺陷”。因此，西方国的这一做法越是表露无遗，就越遭到莫斯科的反感与反抗。

俄罗斯当局显然不希望在国家建设中依赖外部评估，特别是因为这种评估标准的制定者不仅是那些西方“民主”国家，还有那些在历史上对俄罗斯有着不满或特殊情结的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更何况，后苏联时代“颜色革命”的经历只会加深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公众抗议得到了西方国家在道义、政治甚至物质上的全力支持，而政府当局却常常被妖魔化。因此，在这些国家权力的革命性变化，即使是为了所谓的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莫斯科方面自然也会将其视为一种挑战。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识，即国家建设应该且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的参与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到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它已经变成了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运动。

第二个对俄罗斯态度转变产生重大影响的趋势，与美国和欧盟在后苏联时期的政策高度相关。在中欧和东欧国家融入西方体系的过程中，俄罗斯对其中一些国家发起了军事行动。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俄罗斯希望恢复苏联建制的刻板印象相反，俄罗斯真正的目标远非重建昔日帝国，毕竟俄罗斯当局不想再通过扶持当地的精英或收买人民的忠诚等方式，承担巨大的帝国负担。它对前苏联共和国保持中立，甚至在后苏联时期与美国合作的行为相当满意，不过前提是这种合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21世纪初，俄罗斯并不反对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在阿驻军的西方集团提供物资。但莫斯科明确表示，对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西方行动的发展前景感到不安。在普京积极与欧美国家在各方面建立关系的背景下，人们曾希望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仍将呈现出一个中立的合作领域。

然而如今，一个愈发明显的局面是，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包容将越来越少。即使俄罗斯当局明确表态了自己的担忧，但西方总是假装“礼貌地”视而不见。显然，西方根本没有把俄罗斯的利益考虑在内。在俄罗斯经历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大规模的人才流失、一系列的内部冲突、猖獗的犯罪腐败、无法控制的资本外溢、原材料国际地位的转变、国内人口规模巨变之后，西方国家很难再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了。一些后苏联国家的精英阶层也通过向西方兜售“俄罗斯威胁”的认知而获得政治资本，这对它们自身赚取利益产生了正向作用。然而，西方世界低估俄罗斯领导层恢复国家地位并防止后苏联时代出现零和博弈局面的努力却是一个重大的误判。

对于每一次新的危机，西方都没有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即俄罗斯会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第一次重大危机是2008年的格鲁吉亚问题。当时，俄罗斯不仅强硬回应了对维和部队的袭击，而且还断然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西方倒是具有先见之明，通过承认格鲁吉亚领导人的过失从而平息了这场危机。第二次则是在2013-2014年俄罗斯发动了“克里米亚之春”，并支持顿巴斯的抵抗运动。虽然最终《明斯克协议》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了那场危机，但俄罗斯的强硬作风已经引起了西方的警觉，并在之后促使西方国家走上了遏制莫斯科之路。

也是从那时起，后苏联时代的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最终进入了对抗模式。尽管预测到新的危机将会出现，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人仍认为，对乌克兰展开全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毕竟俄罗斯深深植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且与欧盟的贸易依存度仍然很高。此外，尽管一些国内社会现象受到了批评，俄罗斯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的价值观。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西部边境的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显然，从俄当局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和北约东扩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对俄罗斯来说极其不利的军事危机。最终，发动预防性军事行动的决定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从根本上增加了竞争的利害关系。而随后的军事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使后苏联时期的遗产化为乌有。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密切关注俄罗斯迅速发展的事件——瓦格纳雇佣军组织的兵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统治构成了最为严重的挑战。

显然，当下的局势不会再回到2021年之前的模样。俄罗斯将尽一切可能捍卫新的领土并削弱乌克兰的军事潜力。作为回应，西方国家将尽一切可能耗尽俄罗斯。如果合适的契机出现时，它们也会利用俄罗斯内部的问题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然而，一个巨大的问题仍然无法忽视——当前的危机将如何结束？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切实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即使能够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其可持续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西方国家会担心军事冲突急剧升级，而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甚至不排除演变成核战争的可能。

根据西方媒体，俄罗斯内部动荡的前景也受到了广泛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这些观点并未在官方立场中得到明确回应。不过，一个核大国的动荡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内部矛盾的爆发可能会让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除在大国游戏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俄罗斯维护其国家和主权再次成为冲突的主要利害关系，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因而也岌岌可危。它很可能会在摆脱当前危机后，实力大大衰退，国家边界彻底丧失，成为完全依赖外部力量的国家。

相比之下，美国则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国际危机的背景下，他们能够约束自己的盟友，从而不承担孤军奋战的风险。然而，美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中，并发现自己处于双重威慑的局面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胜利以及中俄关系的加强将成为美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大关注重点。

作者：费兰花（Ramziya Fazdalova），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商业顾问，俄罗斯在华学者。

编译：刁润东 王珂渝

编务：王语嫣

责编：王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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