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巴勒斯坦难民，如何撕扯着全球神经？

      随着哈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愈发严重。根据联合国10月22日提供的数据，加沙地带约有共计160万人流离失所。然而，地缘位置最毗邻该地带的阿拉伯大国埃及却坚决拒绝接收这些难民。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将坚决抵制以色列强制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与此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如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都明确了相同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巴勒斯坦难民似乎与其他地区的难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例如，在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只是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的现象；而在哈以冲突中，更多成为报道焦点的是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难民的“迁移”问题。那么，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到底特殊在哪里？

▲2023年10月16日，一些巴勒斯坦难民聚集在拉法口岸附近。此前埃及总统塞西明确表示不会接收巴勒斯坦难民。

      事实上，巴勒斯坦难民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长期对峙的产物。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通过了巴以分治的“两国方案”。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划分了两国各自的领土和辖区，同时将耶路撒冷定为联合国直接管理的独立主体。“两国方案”一经通过，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他们无法忍受交出这片阿拉伯人已经生活了1300多年的土地。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国。次日，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由此产生了第一批巴勒斯坦难民。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194号决议，承认所有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如果不愿返回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财产赔偿。以色列为申请加入联合国，承诺遵守联合国决议，但很快又作出反悔，对期望回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关闭了大门。这是该地区难民问题的独特之处：难民的“家园”发生了政权更迭，新政权拒绝难民的遣返，甚至希望看到更多的难民迁出离境。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裔难民从以色列南部向黎巴嫩迁移。

      以色列方面为保证犹太国家的纯粹性坚决抵制巴勒斯坦难民返境，并通过封锁、暴力或战争等手段强制阿拉伯人继续迁出。正因如此，阿拉伯国家对“强制巴勒斯坦人迁出”一事极其敏感，谴责以色列犯下了“种族清洗”的罪名。在关于本轮哈以冲突爆发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拒绝接受加沙地区的“难民”，他们将这一决定定义为“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迁徙”。如果他们允许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进入本国，那相当于变相帮助以色列推进复国梦。

      对于以色列而言，联合国大会194号决议中通篇使用的都是名词“巴勒斯坦地区”（即Palestine，巴勒斯坦地区包含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去形容难民，而不是形容词“巴勒斯坦国的”（即Palestinian，只包含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Palestine refugees）包括了这一地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决议第11条提到“设法促进难民的遣返、重新定居和经济社会的恢复”，被以色列视作三项并列的解决方案。犹太难民已经回到了犹太国，这属于“遣返”；而阿拉伯难民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去，这属于“重新定居”。

▲ 巴勒斯坦人根据联合国194号决议规定的“回乡的权利”（The Right of Return）在加沙地区游行示威。

      此后，以色列始终拒绝承认存在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在它看来，巴勒斯坦难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难民，因为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份国际文件，难民指的是因本国政治原因而留在国外的人。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的建立是“没有国土的人民”回到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上；巴勒斯坦地区本身根本没有所谓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裔当时没有真正的国籍，他们应该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去生活。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巴勒斯坦难民实际上只是用来和以色列博弈的“武器”。除约旦外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始终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入籍，他们甚至会像本次加沙危机中表现得那样，拒绝为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暂时庇护。因为只要巴勒斯坦人不入籍归化，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回到巴勒斯坦地区，这将给以色列造成内乱，阻碍以色列独占巴勒斯坦地区。而唯一准许巴勒斯坦人入籍的约旦，也只是暗含着对约旦河左岸的兼并的意图。总之，阿拉伯国家的底线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必须要有阿拉伯人。

      不仅如此，巴勒斯坦难民一日不得到解决，阿拉伯国家就可以以此为宣传材料，声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本次加沙危机中，虽然哈马斯首先发起导弹袭击，但由于以色列造成的人道问题，国际舆论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向。这显示了以难民为武器进行舆论攻击的有效性。

▲ 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长期的矛盾，导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不难理解的是，难民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世界大国在难民问题上“各怀鬼胎”，他们通过对难民群体的不同界定，试图采取不同的难民政策，但本质上都是在谋求自身的利益。在阿拉伯国家的话语体系下，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定义与大众的广义理解大致相同。他们认为，以色列应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负全责，并要求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自己原来的家园，因此拒绝为他们提供公民权。

      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希望巴勒斯坦地区的掌控权必须要把握在阿拉伯国家或者亲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手里，以维护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借此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企图通过主导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加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上，阿拉伯国家为避免1970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被刺杀的历史重演，保护自己本国政权，避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国内兴起导致的政权颠覆，拒绝给予巴勒斯坦难民永居权。还有一方面源于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作为一神教，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排外性，他们认为圣城（即耶路撒冷）不应该让给异教徒掌控。

▲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国家的本国利益共同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政策。

      反观以色列，它则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看法完全相反。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群体的难民身份，是因为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完全没有建国，这个世界上目前也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国。因此，以色列要求由阿拉伯国家承担由于第一次中东战争产生的难民和他们的后代，禁止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裔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拒绝为巴勒斯坦难民全体承担经济责任，并出于“人道主义”希望巴勒斯坦人（指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裔）在除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地方建立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怀有这一立场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数量上讲，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多于犹太人。1947年联大拟定的犹太国估计存有509780名阿拉伯人和499020名犹太人。一旦大量巴勒斯坦人回归家园，那将会影响犹太人作为以色列唯一主体民族的地位。此外，以色列认为，一旦难民中的极端分子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将会破坏以色列的社会秩序并威胁其国家安全。也就是说，以色列方面认为阿拉伯国家要求巴勒斯坦难民回国是想利用人口优势让一个“犹太国家”去犹太化，并且想利用难民群体中的极端主义者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破坏以色列的社会稳定。

▲ 以色列是一个具有强烈犹太民族主义的国家，犹太人等待重新建国已经2千年之久。

      除此之外，由于犹太教是以色列的国教，在以色列国内宗教政党实力强大，因此往往参与选举的领导候选人会通过对巴勒斯坦难民采取各种强硬态度，以争取宗教政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背后还不乏美国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军事武器支持。而美国则是期望以色列可以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从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将巴以相关事务作为与伊朗和伊拉克等国的谈判条件。

      作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当事人，巴勒斯坦当然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巴勒斯坦境内的组织，比如法拉赫和哈马斯，反而都不太希望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能够得以轻易解决。一方面，这些组织可以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UNRWA）获取利益。曾经有哈马斯组织成员公开承认他们利用UNRWA的车辆运输武器，而法拉赫也曾占用UNRWA的办公楼作为自己的办公场所。另一方面，难民营不仅是宣扬极端主义的重要据点，并且也是极端组织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例如，恐怖组织法干塔赫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源于贝鲁特难民营。

▲ 加沙地区处在哈马斯对控制之下，UNRWA在加沙提供救济时，必然会被掠取部分资源

      综合来说，各国以巴勒斯坦难民为幌子，企图从哈以问题中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持续不断且一直无法解决的原因。或许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群体来说，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该何去何从，但至少这次冲突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再次关注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令这一问题的改善看到些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