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完全不懂基辛格的战略智慧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发表数篇文章，整体上对基辛格采取了负面的评价。其中一篇文章称基辛格虚荣、阴险、傲慢且暴躁，将他的理念称作“粗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编者注：现实主义理念的源头之一，强调君主统治和政治权术，主张为了达到个人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嘲讽他一百岁的时候还要“对向他咨询地缘政治分析的客户收取天价费用”，而且描述他的演讲现场经常会有很多人表达抗议。

     《纽约时报》的另一篇题为《伪君子基辛格》的文章这几天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作者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Ben Rhodes），他曾经是奥巴马的写手，参与了奥巴马的所有关键决策。2015年，罗兹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2018 年，此人与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创立了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行动（National Security Action）并担任主席。我们可以认为，罗兹目前依然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顾问之一，代表了主流精英的主要立场和外交取向。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责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全情投入于权力的行使，对被其抛弃的人类漠不关心”。和我们的常识相反，罗兹认为基辛格之所以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因为他在全球事务上的“冷血思维”，并且他认为今天中国台湾当局的处境都是基辛格一手制造的。罗兹对基辛格的那些著作评价不高，称这些都是“男性书写的历史”。接下来，作者开始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基辛格的家族躲过了犹太大屠杀，但是他自己掌握权力之后却没有对弱者产生同情，而是“放纵美国的强权”，“对于规范、法律和特定价值观漠不关心”。最后，作者指明了撰写这篇评论的真正目的，即为今天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辩护，宣称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基辛格是公认的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而《纽约时报》和罗兹的思想则体现了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后者是当今美国的主流精英。和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同，基辛格服务于共和党，他先后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编者注：Nelson Rockefeller，前美国副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福特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外交成功，在于他超脱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擅长灵活运用美国的权力，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王缉思教授在对《基辛格传》的评述中对其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基辛格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对权力平衡有着特殊敏感的共和党领袖，才会把他推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

      无论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还是战略界，长期存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双方都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提供自己的逻辑解释。自由主义者认为冷战是一场民心之战，柏林墙之所以倒塌，不是因为谁在大局上运筹帷幄，而是因为东德人想过上和西德人一样的生活。虽然《纽约时报》有自己的分析逻辑，但是他们对于基辛格的指责其实是刻舟求剑。美国的外交从来都是理想追求和现实考量相结合的产物，不能将二者妥善结合一定会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现实主义者往往擅于随机应变，而自由主义者则一般固守教条。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时代，美国实力不振，在冷战中被迫采取守势。这个时候美国需要一位擅长使用权力的外交家，而不是空谈道德理想。如果基辛格没有选择与中国缓和关系并且共同制衡苏联，那么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就不会陷入战略困境。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被民主党的卡特和共和党的里根延续，最终苏联的软硬实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今天，美国实力再次下降，与基辛格时代颇有相似之处，很多现实主义者告诫美国政府应该调整政策，不要过度扩张。然而，美国政界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基辛格的话，他生前已经成为了孤独之人。

      坦率地说，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积累的巨大权力已经被《纽约时报》代表的主流精英消耗殆尽。现实主义让美国强大，而自由主义则削弱美国，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现实主义从来不会漠视道德，更不是什么伪君子，他们始终致力于维护美国的价值观，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道德和权力不能被割裂，当一个国家权力衰落的时候，继续顽固地推销价值观的人不仅是真正的伪君子，而且是败家子。小布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标志着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彻底终结，使得美国权力一落千丈。奥巴马试图反省美国的错误，但是并不彻底，依然没有扭转美国衰落的趋势。价值观在美国强大的时候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但美国权力下降的时候过分注重价值观则会导致透支自己，今天美国的内外政策已经完全被自由主义束缚。

      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是拜登手下的得力干将，拜登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出自于他和国务卿布林肯两人之手。沙利文和罗兹是同事，两人共同领导民主党的重要非政府组织。和基辛格一样，沙利文也是犹太人，美国政坛有人认为沙利文就是当代的基辛格。他擅于纵横捭阖，而且现在还不到50岁，未来将会成为民主党的政坛旗手。

      沙利文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在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确实展现出了超强智慧。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得美国重新赢得盟友的信任，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领导力空前提升，可以说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联盟体系，做成了很多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沙利文与布林肯推出了一套新的且成熟的对华战略，即塑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取代了原来持续四十多年的接触政策。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科技制裁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远比特朗普的贸易战更有杀伤力。最重要的是，沙利文擅于学习中国的长处，通过产业政策和巨额的政府投资来扶植关键战略产业的发展，提升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式思想解放。

▲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沙利文曾是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信赖的外交政策顾问。

      不过，沙利文主导的对华战略虽然暂时取得了成功，但是仍然不乏弱点，而且这个弱点很可能会毁掉其整体布局。美国毕竟是一个选举国家，如果一个战略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就不可能算是成功的战略。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拜登想要有效压制中国的发展，减缓“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就必须让自己的战略长期持续，并且建立超越党派的团结共识。遗憾的是，拜登相对成功的战略背后，实际上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民众福祉被透支，老百姓遭受损失。基辛格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为美国积聚权力，擅于借用中国的力量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最终实现了美国的重新振兴；而被称作“小基辛格”的沙利文则是发力过猛，实际上是继续耗损美国的权力，掏空美国的家底。

      具体而言，沙利文策划的所谓“拜登经济学”和“中产阶级外交”，都是不可持续的。增税政策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破坏了经济活力，而这些税收却并没有用之于美国人民，而是用之于美国的盟友，全部被投入到了乌克兰这个无底洞中。拜登的经济数字并不差，但是在他执政的前两年间，联邦债务飙升，通货膨胀空前严重，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每个美国普通家庭平均损失超过一万美元。拜登试图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但事与愿违，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目前，几乎所有的民调机构都对拜登给出了悲观的预期，美国二战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在执政的前三年间有如此糟糕的民意评价。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成功的国内政策为基础，沙利文的战略设计违反了最起码的常识。

      拜登政府用“竞争”来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将战略竞争付诸实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竞争政策其实损害了民主党的民意基础。拜登投资于清洁能源，发展电动汽车行业，但是收效甚微。一方面，“铁锈带”传统汽车工业的发展受到约束，工人利益受损，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的民调显示拜登在“铁锈带”的民意支持率已经全面落后。另一方面，南部“阳光带”的民众受益非常少，清洁能源投资基本上流向了共和党势力根深蒂固的“深红”地区，使得这几个州的政治版图没有朝向对民主党有利的方向发生变化。拜登政府的竞争战略违背了经济规律，美国本土组装的电动汽车非常昂贵，而且使用不方便，民众不愿意购买。拜登政府愿意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而是采取竞争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民众用选票来对他表示反对，未来这些投资政策迟早会被废除。

      中国人在讨论基辛格时，忽略了他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信仰犹太教，但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他的著作中很少看出这种价值倾向，但是无论是他的战略思想，还是对华政策，都与这种思想基底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取得的冷战胜利其实是基督教保守主义指导下的外交战略的胜利，但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精神迅速消退。

      基辛格的所有战略思想，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国家内部的同质性和自主性。基辛格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及这个前提，但是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和基辛格时代的美国已经有很大不同，这是他的思想无法被美国主流战略界接受的关键原因。任何国家都必须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来保证凝聚力，使得国家权力不被特定的利益集团俘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厉行改革。只有在政治团结的基础之上，国家的领导者才可以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制定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美国自由主义的“白左”们提出各种高大上的口号，但是代价是牺牲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导致传统文化泯灭，社会秩序失控，身份政治加剧，家庭精神和宗教传统受到空前冲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牺牲国内团结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持久。当然，这些都是美国面临的新问题，基辛格生前也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

      基辛格改善对华关系的直接动机，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他的基督教精神。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与他们那个时代有很大不同，当时中美之间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美国历史上那些真正虔诚的基督徒，一般也愿意倾听其他文明的声音。基辛格这样一位早年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则更加对其他文明持有谦逊、敬畏、包容的态度。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之后，他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是因为背后的宗教情结在发挥作用，即宗教情结战胜了意识形态偏见。很多中国人认为，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对抗苏联的需要，但实际上他恰恰真诚地希望与中国进行平等的文明对话。今天美国政坛上没有多少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民主党人嘲笑宗教精神是政治“不正确”，共和党人则只是将宗教立场作为政治表演的噱头。

      基辛格开创的中美关系范式对今天依然有重大启示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中美关系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石的，我们忽视了文明对话对于双边关系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商业实用型国家，传统文明的要素在美国社会中逐渐衰退。然而，贸易作为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内部总是会经历不断的社会阶层流动，一旦既有的经济秩序发生变化之后两国原来的政治稳定就会不复存在。美国主流精英不仅破坏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不可能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与文明，这使得仅仅凭借经济因此来维系双边关系稳定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基辛格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主动创造条件，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为中美关系寻找求同存异的新范式。

      基辛格生前对于拜登的外交政策明确表达了批评，尽管很多谈话没有公开。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今天美国实力不济，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美国应该暂时放弃一部分结构性权力，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先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再将其用于消除贫富差距。每一个美国人都希望美国继续领导世界，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这无可厚非，但是继续透支美国的实力是得不偿失的。拜登的外交政策相当于让美国带病上岗，最终这个国家将会因过于劳累而导致病情不断恶化。从其他国家的视角来看，与基辛格强调的权力秩序相比，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好处，只会侵蚀其他国家的文明并且制造更多不安与混乱。

     《纽约时报》所代表的精神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争夺民心的需要。然而今天，“白左”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涵盖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背后得到了金融资本家和权贵阶层的支持。他们控制了美国的媒体和知识精英，也绑架了美国的内外政策。“白左”宣称关心“穷人”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些“穷人”是由富人界定的。像伯尼·桑德斯（编者注：Bernie Sanders，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编者注：Elizabeth Warren，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美国自由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真正关心穷人利益并且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人，“白左”是不会让他们上台的。“白左”也宣称关心少数族裔的利益，但实际上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强加于少数族裔的，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来界定的。如今，拉美裔、非洲裔对“白左”政党的支持率都在明显下降，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问题。

      基辛格的战略考虑的是基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的，但是今天的美国已经四分五裂，国家失去了自主性，亟需重建利维坦。《纽约时报》的一些文章，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白左”权贵阶层希望继续维持扩张性的对外政策。“白左”从不反思美国内部出现的问题，而是以道德为名义继续让美国卷入到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和麻烦之中，通过收割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让美国权贵阶层获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基辛格本人其实是一个悲剧，他的战略遗产暂时没有人可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