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医院爆炸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拜登表示，“我感觉这是另一个团体干的”。“团体”一词虽然似乎有些奇怪，但准确地刻画了目前的局势。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更为激烈的哈以冲突，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些暴力冲突比作球赛，那么世界则可以划分为支持不同球队的球迷团体。无论其力挺的球队在赛场上表现如何，他们都只会为之加油助威。球迷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他们可能在观看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时感到愤怒和失落，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主要的本能反应还是打击“敌人”，也就是对手球队的球迷团体。

       哈以冲突似乎标志着世界进入了重组的新阶段。不过事实上，世界的重组早在世纪之交时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全球军事与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似乎已经确定了这一进程的本质。在那期间不可避免的小插曲虽然让人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并不会改变世界演化的整体方向。然而，在试图将世界打磨“平坦”的努力过程中，“粗糙的棱角”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大量的矛盾不断积累，导致了局势日趋紧张。在21世纪20年代末期，冲突终于接踵爆发。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的社会心理冲击也对此起到了催化作用。

       南高加索、东欧和如今中东地区的冲突，预示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变迁进入了公开使用武力的阶段。许多自冷战以来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今正在接踵爆发，这既具有象征意义，也是自然而然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两极治理格局的瓦解。现在看来，从那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既无法消除那些长期存在的“地雷”，也难以限制或降低其爆炸后产生的连锁效应。不幸的是，世界各地都埋藏着大量类似的“地雷”隐患。

       当今世界军事和政治危机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复合现象，尽管每个要素的成因各不相同。面对当前的危机，主要大国们，特别是世界的领导者们，应该采取综合的应对措施。这种反应的性质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使我们能够对接下来的情况做出假设。

       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以色列后发表了一段“纲领性”讲话，其内容充满了美国官方惯有的讲话风格。拜登表示，当前的全球政治决策将会决定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人类正面临着极其危险的挑战。在拜登看来，哈马斯和俄罗斯构成了不同的威胁，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想“彻底摧毁一个邻近的‘民主国家’”。如果不能阻止他们，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世界各地的所谓“潜在侵略者”将获得勇气并试图对此进行效仿。冲突和混乱的风险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印度洋、太平洋和中东。

       拜登的解决方案非常明确。他表示，“美国的盟友是我们安全的保障……如果我们停止支持乌克兰并背弃以色列，那么一切都将面临风险，这对美国完全不利。”在拜登看来，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它将“为美国世世代代的安全带来红利，并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

       拜登讲话后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华盛顿发表了演讲。她表示，“这两场危机虽然不同，但都要求欧洲和美国采取坚定立场、并肩作战。普京想把乌克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哈马斯在伊朗的支持下，也想对以色列采取同样的行动。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说，‘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此外，冯德莱恩还谈到了欧洲的历史。她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专制，这一胜利为和平秩序奠定了基础。它不仅关乎过去，也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冯德莱恩对二战胜利意义的表述中，对于苏联作用的评价被抹掉了，但这在西方语境下是不足为奇。

      大西洋两岸高度一致的声明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西方世界开始大力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进行动员。他们通过将“多个挑战”视作“一个挑战”，从而简化了对当前局势的表述，这体现出明显的冷战色彩，即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抗，甚至是一种“正义之极与邪恶之极”的对抗。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似曾相识，也更容易制定对策。美国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或者说是保护性的，它想要防止自己主导的国际等级制度遭到破坏。美国认为，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新兴国家及人民“西方化”的任务已不再必要，但是决不能让现有西方世界中的政治力量脱离所谓的“正确阵营”。

       在半个世纪前，构建一个“单极世界”或许是可行的。当时，美苏双方都承认对方是世界体系中的一极，这就有可能促成它们在对峙中保持起码的克制，因而能够降低对峙的风险。现在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一方面，世界上总有个别国家想要对抗现有格局；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局势却没有“两极”意识的制约。一大批国家、民族和组织都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却并没有结成铁板一块的联盟。对于那些与西方激烈对抗的国家来说，比如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尽管它们之间可能会有选择地互动，但它们根本上也都走着自己的路线。至于我们现在称为“世界多数”的所有其他国家，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更是彼此间没有共同点。

      冷战结束后，一个宽泛的议题应运而生：西方国家将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许多著名学者，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当时流行的“除自由民主模式外别无选择”的论点提出了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写道，西方只有不宣称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性，不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其他文化，才可能巩固其优势。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与之不同的另一观点却占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只有按照西方价值观重组世界，才能确保西方的安全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福祉。西方主流社会也质疑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作为其主要代表之一的美国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早在 2008 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后美国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崛起》（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的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及其盟友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取代它们的地位。

       然而实际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里，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依然占据西方政策的核心，并逐渐变得越来越工具化，表现出了西方世界想要垄断价值观的野心。拜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的责任，即在政治和经济混乱后让社会休养生息。诚然，人们认为混乱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应该尽快回归“正常状态”。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不同。拜登发现自己正处在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和政治风暴中心。本来恢复社会秩序的任务正异变成为一场对美国承压极限的测试。

       在从以色列回来后发表的演讲中，拜登所表达的态度，其实是三十多年来美国基本意识形态的综合表述，即美国是民主的旗帜和捍卫者，必须坚决抵制“邪恶轴心”（虽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其意思不言而明）的侵蚀，必须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有趣的是，拜登在演讲中对于“大国间的对抗是当代世界的常态”这一观点却几乎很少提及，该观点最早是由拜登的强敌特朗普提出的。拜登并未对此作出正式的批评，但他更接近以前的自由主义理念。他有意回顾并引用了20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提出的美国是 “不可或缺的大国”的观点。

       从那时起，美国的自身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拜登现在不断提醒人们，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政权对美国人是有利的，这是一项会给美国带来红利的投资。实际上，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总统必须做的思想工作之一，就是说服他的美国同胞们相信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必要性。然而，美国人其实往往是习惯于自给自足、对外部世界没有特别多兴趣的。不同的是，拜登之前的多数总统都得说服群众加入到国际竞争中去，尽管民众是本不愿参与国际事务，但拜登则必须证明，美国没有必要从国际竞争中抽身，放弃此前已经付出的巨大心血，毕竟它是如此费力才建立起目前的世界框架。

       与俄乌冲突相比，巴以冲突中的分裂更为明显。这种分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层面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内部的分裂。

       以色列目前正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际社会对哈马斯袭击的关注很快转向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这反而引起了穆斯林群体乃至整个全球南方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毫不关心，而且在巴勒斯坦建国方面毫无作为。这种世界层面的分裂与在俄乌冲突中大部分国家的“团结一致”不同。虽然在巴以冲突中，世界还没有一致得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世界对西方仅存的信任正在迅速消失。尽管西方所谓的道德原则早已形同虚设，但现在其对全球问题的治理能力也开始受到质疑。

       在美国和欧洲，政府明确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但公众舆论却分化严重，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一方面，主流的西方左翼自由派长期同情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的过度反击。这种想法是基于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另一方面，现在西方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因此它们选择支持传统军事政治盟友以色列。这种选择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以色列目前的政府堪称是其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甚至可以说是极右翼政府。这种选择与西方进步派所宣扬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内部矛盾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使舆论朝着不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穆斯林群体，特别是阿拉伯人的比例正在增长。以前法国、德国和加拿大政府可以毫无顾虑地支持以色列而不必担心引发抗议，而现在它们则必须考虑那些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意见。因此，西方政府正苦于重塑“团队精神”，以用激进的口号让他们的“球迷”保持激情。总之，西方内部的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这一点在欧洲尤为明显。

       2023年的冲突无法解决旷日已久巴勒斯坦问题，但它确实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秩序正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将之描述为世界政治“极化”或许不太合适，倒是可以用“半极化”的概念来形容。

       从“半极化”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些在文化和历史上关系密切的国家集团正在努力防止冷战的重演。出于这种考虑，它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一致并一起抵制那些对它们不利的趋势。然而，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们不单单要促进西方国家间的团结，也需要加强各自国家内的团结。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增多，因此它们需要来自外部的“威胁”来促进内部团结。然而，这种“威胁”不应过度。现在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西方希望通过“别人”的战争使自己内部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又要保证这些战争永远不会变成自己的战争。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民众都不希望战争，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是美国高调的宣称也好，还是欧洲隐晦的表态也罢，它们都认为援助盟友（乌克兰、以色列）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即使是使用一种“权衡交易”的解释，很多民众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战争上。因此，西方内部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团结，所以它们需要不停地调动“球迷们”的情绪。而在这一任务上，媒体“当仁不让”。各大媒体不仅正在积极煽动民众的情绪，而且如果常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变本加厉”。

       而从“半极化”的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并没有联合成一个“极点”，其真正的势力范围与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的完全不同。在复杂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多向互联的情况下，简单地按照等级高低以强凌弱是行不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仍然是唯一一个有真正从属体系的国家集团。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目前它已巩固了自身地位，但这一主导地位仅仅存在于西方这一“极点”之内。

       世界其他国家的代表（“其他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漏洞百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倾向于联合起来与西方对抗。当西方提出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合作时，后者也会欣然接受，比如建立地区层面的平衡。然而，他们并不想成为西方的附庸并从此和西方走一样的路线，尽管西方正在不遗余力地这样做。现在，西方的行为即使没有遭遇根本的抗拒，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抵制。

       当前的国际秩序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模型来比喻：一个由西方组成的“半级”被其他国家组成的“等离子体”所环绕。这是一种有意为之、并不稳定的过渡格局，但可能会持续很久。这种过渡格局可能导致大国竞争的加剧，比如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这是拜登不愿意看到的。诚然，美国似乎深知“间接战争”的好处，并尝试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方法。当然，中国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行事的国家。如果美国无法有效管理现有的过渡体系，那么它很可能会失去控制。届时，危险可能来自于体系内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