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中角荣到岸田文雄,日本政府何以一直是美国的“应声虫”?
从田中角荣到岸田文雄,日本政府何以一直是美国的“应声虫”?
作者:杨逸飞,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侯凯文,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原标题:《中日建交50年:论中美关系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
当地时间11月16日,在中美元首开展“旧金山会晤”后的次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后,双方再次确认了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自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以来,中美高级别官员频繁互访。日本政府也提前感知到了这一信息,频频释放对华友好信号。早在今年5月,岸田文雄就公开表示希望促成中日领导人年内会晤;11月9日,日本内阁特别顾问、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也访问北京,为中日元首会晤作了铺垫。
而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上一次的会晤也恰巧是在中美“巴厘岛会晤”两天后举行的,这招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朝日新闻》前特派记者峯村健司在曾评论道,“(如果日本外交只是追随美国的话,)中国没必要和日本谈,只需要和拜登谈即可,谈好的事日本自然就会乖乖照做。”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回顾开来,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问题上似乎一直在扮演着追随美国步伐的“应声虫”的角色。那么,从尼克松到拜登政府,美国历届政府究竟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的?
▲ 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于旧金山举行。期间,中方领导人与多国元首展开会面。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飞越日本,对中国进行访问并签署了《上海公报》。日本政府事先对这一“越顶外交”之事一无所知,朝野上下对此一片哗然。在舆论压力下,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惊慌失措地发出访华请求,但由于其公然支持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日方。这一严重的外交失利也引发了自民党内部的不满,佐藤荣作随后在被要求辞职的巨大呼声中黯然下台。很快,其继任者田中角荣在上台仅两个多月后就迅速完成了访华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于同年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交。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冷战局势的“全盘转型期”。当时,美国国内正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挑战,国际上也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稳定的困境。与此同时,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的集权中迎来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作为输出国家在石油价格高涨的国际环境中赚取经济效益。冷战转向“苏攻美守”的局势,这迫使美国采取以战略收缩为主导的“尼克松主义”。而综合国力的上升使得苏联不断扩张其势力,开始介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事务,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产生摩擦。而中苏矛盾的加剧则恰恰为中美关系的破冰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二战结束后的日本一直在“美主日从”的同盟中处于依附性地位,跟随美国政府的风向行事。冷战伊始时,美日同盟与中苏同盟的强化曾加深了中美之间隔绝的鸿沟,日本也因此与中国保持着对立的状态。正因如此,美国对华政策的突然转向在日本政界看来是对其利益的绝对背叛。此外,在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美国对日本巨大的贸易逆差,驱使尼克松政府要求日本限制本国出口并扩大对美进口,这也引发了美日双边经贸摩擦。可以说,“尼克松冲击”对当时日本的政治与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这样的转型趋势,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势力的“桥头堡”,一方面由于北方四岛领土争端与苏联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不得不防止美国在亚太找到新“盟友”后被边缘化,因此率先与华建交示好。
▲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同年中日建交。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老布什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比较模糊的形态。这种模糊性主要源自美国内部对华外交政策的分歧。一方面,美国国会在这一期间不断通过立法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将所谓“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并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加强对中国台湾地区军售。另一方面,老布什政府则坚持务实主义对华外交,不仅数次派遣密使推进访华工作,以保持中美关系最起码的接触,而且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的时期,顶住国会的压力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然而,美日关系在同时期遭遇寒潮。一方面,随着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国内要求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的呼声不断增高。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以及随后日本从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停滞。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美国丧失了在亚洲的头号地缘竞争对手,这使得“美日同盟”的必要性受到广泛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国乃至欧洲,“日本威胁论”的概念曾盛极一时。当时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项美国民意调查中,有68%的受访者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比,日本的经济实力会对美国未来构成更大的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1983年,中方领导人在访问日本期间同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确认“中日关系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开启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期”。1990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并于次年访问中国,打破了西方对华制裁封锁。随后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不仅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而且明仁天皇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天皇。次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992年,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访华。
尽管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再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苏联解体使美国失去了地缘竞争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日本也失去了来自北方的共同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紧张化使得中日双方陷入了安全困境,对方将彼此视为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国内政治出现了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趋势。如今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在21世纪小泉纯一郎执政后在日本首先形成的概念,而后传及美欧地区,甚至很大程度上引导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形成。
而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即使在2008至2009年鸠山由纪夫执政时代,中日关系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友好期,但日本对华外交风向的调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附和奥巴马“重返亚太”的战略。从20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美国从反恐战争的泥潭中抽身并高调宣称“重返亚洲”,美日同盟仿佛又看到了新的“曙光”。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全球战略重新聚焦在亚太地区。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直接明确指出了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
▲ 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
与此同时,自2013年开始,右翼安倍政府开始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试图扩大自卫队的武力行使范围,并谋求“正常国家化”和政治大国地位。在对华事务上,日本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主张、修改教科书以试图淡化侵华战争历史的举动、以及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都致使中日关系加速恶化。
然而,从小泉至安倍时代,与政治上的冷淡不同,虽然日本经济的停滞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日本对华的心理失衡与恐惧感,但两国的经济纽带始终不断加强。到2007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即使在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2018年至2020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连续3年超过3000亿美元,展现出高度的稳定性。
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在政治上坚持“美国优先”原则;经济上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上强调与盟友的“权责均等”,关注现实利益。这样极右色彩浓厚的政策不仅使中美关系再受打击,对美日关系也有着极大影响。特朗普政府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安倍经济学”是一次重创;再是在鼓励日本发展军事的同时,却要求日本分担天价驻日美军军费并大量进口美国武器装备。
美国“退群”后,中国于2021年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该协定内“领头羊”的日本对此持消极与观望的态度。而在中国东海与南海问题上,日本也假借所谓“海洋安全”与中国僵持对峙。随着特朗普在亚太的战略收缩,其两大盟友日韩的和解也陷入僵局,甚至于2019年一度爆发贸易战。在“特朗普冲击”下,日本不断呼唤美国重新回归亚太,以制衡中国的发展并保障自身地位。
拜登上台后,重新返回了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又为日本对华强硬的立场提供了底气。拜登政府先是于近年发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意图构建“印太北约”,再是于今年举行美日韩“戴维营三边会晤”,从而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遏制”中国。经济上,拜登也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试图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与之呼应,日本也在美国的调和下与韩国修好,解除了对韩国的半导体限制措施,转而紧跟美国“芯片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针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管制。由此可见,与安倍时期的“借船出海”战略类似,美国近几年在亚太的动向再度成为了岸田政府制衡中国的重要杠杆。
至于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那么中美与中日关系之间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虽然在此次旧金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释放出缓和信号,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对华战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日关系迎来“转折点”的说法为时尚早。面对极有可能重演的“特朗普冲击”,日本也是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绷紧神经,时刻关注着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而日本的对华外交未来将继续对美国亦步亦趋,还是进一步变得独立自主,这一点也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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