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那么多，俄罗斯未来能否以道德服人？
作者：刘禹辰，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标题：《经此一役，俄罗斯如何恢复国际声誉？》
本以为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只是个“偶然的高潮”，却没成想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对事件负责之后，俄罗斯对此并不买账，不仅坚称乌克兰、美国和英国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且在4月1日宣布将向国际法庭“就参与恐袭事件起诉乌克兰”；与此同时，由于该事件的冲击及仇恨情绪的燃烧，俄乌战火的烈度再次升级，双方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居民住宅等目标的攻击力度。
从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宪兵”、侧翼大国的边缘保守国度，到被敌视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再到苏联解体后的“普京主义”，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下似乎从未有所好转，反而变得更糟。如今，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的声誉与形象再次造成严重损害，在国际上受到空前孤立。哪怕是近期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发生了恐袭事件，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也迅速转化为政治化喧嚣。
>>>> 俄罗斯的国际声望捉襟见肘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包括自身实力与实力声望。由于实力难以量化，尤其在国家利益关切优先次序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国家通常依赖实力声望进行认知与权衡。通过在国际互动中构建起国家应得的声望，国家行为体足以获取符合自身认知的地位期许以及相应尊重。对他国而言，对方国家的声誉有助于明晰行为体的战略抉择，基于国家历史行为进行未来预测。
然而，彰显实力存在风险，当国家领导人冒着国际冲突升级的风险来显示决心，就有可能激化国家间对立，有损于国家安全利益。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由于提升地位的举措可以给领导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正向激励，“领导人可能会忽略利弊权衡，而倾向于认为伸张地位的竞争行为既可以让本国赢得地位，也可以促进安全利益。”
这样的理论或许可以对俄罗斯的国际声望问题进行解释。据Brand Finance发布的《年度全球软实力指数（GSPI）报告》显示，俄罗斯软实力得分下降1.3分，在2023年，从冲突爆发前的第23位跌至第105位，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软实力得分下跌的国家；其总体指数排名也从前5位跌至2023年的第13位，并在2024年持续下跌至第16位。与之相反，2023年乌克兰的总体排名上升了14位。
▲ 2014 年在顿涅茨克的一次集会期间，一名亲俄示威者身穿一件背心，上面印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图案和“祖国！自由！”的文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减弱，国际形象一落千丈。2022年，联合国对俄罗斯予以强烈谴责，141个国家对此投下赞成票，除俄罗斯自己之外只有4个国家反对谴责。同年4月7日的“布恰事件”后，联合国暂停了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资格。据2024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显示，俄罗斯所得赞同票数下滑25%，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全球声誉指数（GRI）显示，俄罗斯声誉同比下滑20%。
普京总统的声望也受到重创。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前国际法院检察官克兰（David Crane）表示，“普京已在全球各地失去政治信誉”。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在强人政治崇拜由来已久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被打上鲜明的“人格化形象”的烙印，使其无法设想一个丧失权威领袖的国家未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担心俄罗斯回归极端民族主义，“用彼得大帝那样的帝国主义愿望取代民主与合作”。在西方国家眼中，“克里斯玛”领袖（即charisma，指魅力领袖）在二十余年后不仅仍无从祛魅，反而正走向“法理化”，这加深了它们对俄罗斯的反感。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硬实力声誉也大大降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受到超13000项制裁，超出了国际社会对伊朗、古巴和朝鲜制裁措施的总和。虽然目前俄罗斯经济似乎表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未因制裁伤筋动骨，但对俄罗斯造成的市场占有与国际割裂却不容小觑。欧洲市场试图摆脱对俄依赖，这进一步导致了俄罗斯卢布贬值、财政赤字增大、财富及人才外流等问题，俄罗斯数十年来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作出的努力趋于功亏一篑。虽然俄罗斯国内数据显示其经济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实际却呈现出“苏联化”特征，即其国防和安全开支大幅挤占发展支出，已降至200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俄罗斯世界第二大军事体的声誉也受到损伤。
>>>> 谈及道德政治
在面对恐怖主义带来的灾难，人们细数伤亡字字泣血，谴责针对平民的非人道暴行，但放到战争语境下，就又会加诸诸多的“无奈之牺牲”，在所谓国家利益下政治道德失声，数字仅成数字。可“我们实际上就生活在道德世界中，在面对充斥暴力和杀戮的战争时也依然如此。”
国家行为无法免于道德评价，影响国家行为的政治精英在作出决策的同时也将承担责任与道德的评判。政治道德并非道德绝对主义，而是“摩根索式”的，即将道义论和责任伦理结合，寻求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平衡。对于国家来说，当诉诸民族主义以建立一套国家道德体系，国家就被树立为最高的效忠目标，人性中的权力欲望被投射至国家层面，国家往往容易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寻求对其他行为体的支配。对于政治家来说，审慎并权衡决策与行为将造成的后果，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要求及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实质是一种心理关系，被他者承认的需求将转化为对国际声望主观感知的依赖，继而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依仗道德原则，使其行为合理化——这就折射出政治道德中潜藏的悖论与危险。战争从来不是必然手段，但可能被视为“最有效快捷的手段”。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在发动战争后顺利达成最初的有限目标，并适可而止、全身而退——可惜纵观全球战争史，这从未实现过。现实是，在历史上的多数战争中，许多国家打着“追求国家利益”的幌子，将权力欲与“迫于无奈的正义”混为一谈，却忘记审慎才是最高的政治美德。
>>>> 俄罗斯未来能否以德服人
回到俄罗斯问题上，随着普京连任，其搭建起的国家运行模式将被进一步常态化与内化，包括对军队及安全部门的控制、地缘政治与内政的相互影响，以及弥赛亚式意识形态和对身份认同的强化——“这可能成为俄罗斯未来被长久复刻的模式，无论普京未来的继任者是谁。”由此也可以预见，俄罗斯将长久持续地与西方陷入对抗，被西方国家遏制和孤立将是俄罗斯未来面临的困境。
现在，俄罗斯在国际平台已经举步维艰：在俄罗斯自身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如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其影响力都在下降；西方国家在北极理事会等对俄罗斯战略至关重要的组织发起外交抵制。此外，随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芬兰和瑞典入约，2024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演习活动规模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俄乌冲突加强了美欧协调，北约在欧洲与亚太的地位得到提升，“新铁幕”在欧洲渐次成形，俄罗斯的“敌对阵营”正在进一步壮大并巩固。
为脱此僵局，俄罗斯在2023年3月出台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明确俄罗斯自我身份的独特性、关注欧亚地缘政治经济、将与非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视为加强国际权力地位的手段，并加大对“全球南方”的外交关注和投入力度，试图增强国际社会反西方霸权主义共鸣，从而团结非西方国家以塑造新多极国际格局。然而，俄罗斯的困境在于，强调南北对立以打造反西方霸权战线的“新秩序”或许只会加剧“新冷战式”的地缘对抗，但任何无法容纳世界主要大国的秩序都注定无法长远。更何况，战争时态凝聚民族共识以及党同伐异的需要，往往优先于国际主义号召，这为任何可供缓和的机遇都打上了一记不确定的问号。正如俄罗斯政府对于此次恐怖袭击的表态，首先选择国际政治指摘、阴谋论与责任推诿，反而易使反对恐怖主义的共有意识形态及国际社会的同情情绪淡化。
须得认清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声誉在短时间内难以提升，并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陷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与建构良好声誉的僵局。由于国家声誉是关系型概念，是他人的主观判断，唯有经与国际行为体的持续互动才可构建，因此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往往是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然而，对于俄罗斯而言，逡巡于有限选择，被迫在不公正国际环境下另起炉灶，其所受阻力与真实影响力不言而喻。
从历史经验来看，声誉依赖于长期互动、主体惯性与历史信息的累积，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高昂甚至非互惠的成本。例如，日本从二战后为恢复为“正常国家”所作出的努力到如今力求实现政治大国梦想，背后付出的漫长且高昂的代价是难以量化的。为了培养声誉并获取西方国家的认可，自2022年，日本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100亿美元的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参与日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今年2月19日，该国与乌克兰共同开展经济增长和重建会议，签署涵盖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56项协议以支持乌克兰。
▲ 2023年3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基辅，与泽连斯基总统进行会晤。
不过另一方面，世界对俄罗斯这个体量如此之大的北方国家无法视而不见，想在未来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将必然考虑对俄罗斯的重新接纳。对于俄罗斯，其“向东转”政策历来只在西进受挫的情况下施行，就历史与文化亲缘联系而言，东方世界从来不会是俄罗斯的第一选择。其外交战略并非出于对东方世界的认同，而是来自对西方威胁的恐惧。欧洲情结仍影响着多数俄罗斯精英偏好，未来俄罗斯是否再次转向如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早年任期时的政策，这仍不得而知。在可见的将来，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尚存可妥协的筹码，但唯余极有限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