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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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大卫·科茨

译 | 陈晓芳 车艳秋

来源 | 《国外理论动态》 2019年第一期

在2008年至2009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大多数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

美国的大银行面临倒闭，只有通过政府提供紧急援助才能得以生存。经济活动迅速滑坡，就业率急剧下降。

在传统观点看来，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似乎已终结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时代，并且将永远处于稳定状态。个人成败将只取决于个人努力和个人能力。

然而，之后呈现在全世界的景象彻底证明了这些观点的虚幻性。当危机不期而至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迅速地抛弃了他们信奉的自由市场信条，然后动用其所能掌控的所有机制来遏制经济崩盘。

在国际上，20国集团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迅速效仿美国：政府动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利率逼近于零。有人开玩笑地说：“在危机中，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华盛顿政府全力拯救银行家和大公司，但希望劳动人民自力更生，政府也没有为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的业主们提供什么帮助。尽管如此，制度和政策的变局仍隐约可见。

这种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时刻转瞬即逝。到2010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在紧缩政策的掩护下卷土重来。大衰退时期的悲惨情景和不安全感导致了政治上的突然变化：右翼民族主义兴起、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重获支持。

在分析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时，首先必须要对前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进行评价：自1979年以来实行的自由主义重构是否成功地解决了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抑或是痼疾仍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形式还是有效的，它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资本积累，提升了利润率，尽管未能达到战后“管制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水平。

虽说新自由主义在促进积累和提高利润率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它确实引导了更多的财富流向资产阶级;对资本而言，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其实比以前的经济制度更为有利。

2008年至2009年的变局并不仅仅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它还标志着发轫于1979年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结构特性中产生的危机，如果新的机制制度无法建立，危机便不能消解。

虽然政府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手段，但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依然呈现出顽固的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缓慢，资本积累率低，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劳动人民的经济不安全感加剧。这些情况引发了新的政治对立。

本文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理论，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每种机制的中心理念和主要制度都是为提高利润率、扩大总需求、增加长期生产性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最终促进资本积累。

然而，每种机制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了政治经济重构中的结构性危机和斗争，继而推动了新型积累结构的产生。

下文介绍了二战后在美国国内起主导作用的资本积累机制———“管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阐释后者如何首先引发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并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深层次经济衰退。

我分析了引发危机的因素，查证了积累机制的关键佐证，思考了未来可能的变化方向。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因此我将重点分析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霸权在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源起和扩张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但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形式具有全球性，我也会适当援引资本主义在其他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状况。

战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积极管控企业和市场活动;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以维系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福利项目扩大;国家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但在1979年左右，美国资本主义出现了逆转。自由化(即解除管控)、私有化和稳定化(稳定化的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而非提高就业率)这三部曲都变成了口号。

工会受到企业和政府的打压，社会福利项目被削减或撤销，教育预算被压缩，基础设施投资减少。税负从高收入阶层和公司转移到了中等收入阶层身上。

在全球经济中，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抛弃了带有管制主义色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该体系允许为资本流动设置障碍)，强力推动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跨境流通，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

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刺激了金融部门的扩张，其在经济中(即金融化中)的角色开始转变。

变化肇始于1979年，这不仅是经济政策的改变，也是资本主义机制的变革。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无论是管制资本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具有相对连贯的制度结构，都是以独特的世界观为基础，并与特定的劳资关系相关。

两种机制都促进了利润和资本积累。“管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表明了非市场机构(国家行政机构部门、工会和公司官僚机构)在经济活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个标签则意味着市场因素和市场关系在经济管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管制型积累机制的主导思想是凯恩斯主义，即资本主义需要积极的国家干预以避免严重的经济问题。

该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跨越了粗糙的早期阶段，成长为包括政府和私企部门、兼具市场和国家计划的“混合经济”。公司应该服务于多个对象：消费者、雇员、当地社区、社会公众，还有股东。

美国管制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妥协为基础的，劳资双方进行了15年的激烈对抗，但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在1940年代后期达成了妥协。

伴随着冷战的开始，大企业既担心大萧条卷土重来，又担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各地的强势地位，于是便放弃了对自由放任政策的一贯支持，勉强接受了集体谈判、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福利政府。

另一方面，美国主要工会组织解雇了激进的员工，基本上放弃了管控工厂的要求，并且同意一旦劳资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劳动合同，工会就立刻执行。

1948年至1973年，管制资本主义机制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最快增长率，超越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一时期。平均失业率走低，但同期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率高企，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此后任何时期都无法与之匹敌。

在这一阶段，实际工资稳步增长了75%，劳动阶级分享到了产出上升的成果。这种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均衡效应：美国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其他人口，包括全国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但这个进程在1979年被逆转，1979年之后的增长产生了不均衡效应(见图1)。

管制资本主义机制促进了需求的快速增长，因为在此制度下，劳动力的强势谈判地位导致实际工资稳步增长，公共开支扩大。

劳动合同的集体谈判(其有效期通常会持续三年)使劳动成本更容易被预测，从而促进了积累。这种机制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实现了工资和利润的共同增长，时间长达几十年。从1960年代中期的高峰开始，积累机制具有的内在矛盾促使利润率持续走低。

虽然利润率下降是引发1970年代危机的核心因素，但分析家们对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持不同见解，如产能过剩———新型出口经济在海外的迅猛发展导致产能过剩、自动化、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等。积累机制随即进入了结构性危机阶段。

1970年代，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周期变得更为严峻，国际金融体系陷入混乱。凯恩斯主义的策略工具似乎无法应对这一局面。人们普遍意识到现有体系已不再起作用，于是美国大企业借机开始重构政治经济体系。

新自由主义重构承诺将会逆转利润下滑的局面。用个人自由主义的说法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利润率，包括削弱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削减资本税、通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来开辟新的利润中心。

此外，资本对管制型政府在1960年代向其他领域(环境保护、消费者安全和职业健康等)的扩张表示不满。而新自由主义重构将扭转这些变化。

大企业放弃了对劳工的妥协，与小企业结盟，而小企业从未真心拥护过管制资本主义机制，因此能够迅速地加入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这种变化发生在卡特执政的最后两年里。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先推进了全球经济制度的新自由主义重构。

自1960年代末以来，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新的正统，推动着制度的转变并证明了这种转变的正当性。如今，劳动力附属于资本，劳资协议已被抛弃。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抑制了通货膨胀、促进了盈利和积累，但产出和积累的增长仍慢于管制资本主义时期。

1979年至2007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较长的经济扩张期：1983年至1990年;1992年至2000年;2002年至2007年。

同时，通货膨胀率即便在商业周期高峰时也保持很低水平。美国的GDP年增长率为3%，虽然远低于1948年至1973年期间的4%的增长率，但也算相当可观。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平均资本积累速度也低于管制资本主义机制时期。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7年，利润率有所回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际工资增长趋势(管制资本主义时期)被逆转的结果。

在1979年至2007年间，美国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因为资本有能力攫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所有成果———这正是利润率增长的基础。同时，公司减税政策也使税后利润率上升。

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机制得以不断加强，放松管制、私有化、劳工临时化、“股东议程”等新自由主义手段引导着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向资产阶级。工人议价能力下降，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突飞猛进。

1973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平均工资的22倍，而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竟达到平均工资的327倍。一系列投机性资产泡沫使土地所有者和公司证券持有者富了起来，同时，政府削减了对高收入阶层和财产性收入的税收。

许多人(包括我在内)认为，新自由主义重构没有能力恢复稳定的资本积累。虽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机制可以提高税后利润率和利润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但这不足以维持经济扩张，因为经济扩张需要需求的稳步增长。当实际工资下降、公共支出的增长减少时，谁还会购买不断增长的产出？

自由市场理论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该理论信奉备受非议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也就是说，总需求疲软从来都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重构确实成功地实现了几十年的经济扩张(其间夹杂着一定程度的、相对短暂的衰退)，那么这种经济扩张也不是萨伊定律起作用的结果。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度导致了总需求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平等不断加剧、产生一系列巨大的资产泡沫、金融部门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从而导致经济扩张。

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解决了需求问题，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现问题”。不平等加剧意味着迅速增长的收入变成利润流入富人的口袋，而未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这些收入被用于购置资产(房地产、企业股票)，资产泡沫开始扩大。

在1980年代，美国经历了西南商业地产泡沫;在1990年代，经历了另一次公司股票泡沫;在21世纪，又经历了全国性房地产泡沫。不断增加的资产财富刺激了消费支出的增长，超出了消费支出和税后收入的正常比例。

要消费这笔财富就需要进行资产借贷，银行渴望投机、渴望放出贷款，甚至把钱借给低收入家庭用于购房。

商业活动摆脱了来自政府管控、高税收和工会的压力，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倡导者们做出了政府将大幅增加投资的承诺。然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商业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仅在1990年代出现了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领域投资热潮时略有起色。

相反，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带来了长期的经济扩张。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无论是消费支出占GDP的份额，还是消费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都处于上升趋势。

在管制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政府支出驱动的，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GDP增长是由消费支出驱动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增长滞后。

新自由主义重构引发了三种变化，从长远角度讲，这些变化是不可持续的，并最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首先是私有部门债务增长。这是一种虚幻的资产泡沫，因为家庭只能以不断增长的房屋财富做抵押以维持相对强劲的消费支出增长，其结果是负债增加。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在1980年之后开始攀升。

在2007年危机前夕，该比率已经增长了1倍多。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也开始大量借款，为其高利润活动融资。自1980年至2007年，金融部门的债务相对GDP增长了近6倍。

其次是追逐风险的银行发行了一系列新型衍生证券，如次级抵押证券。银行通过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在21世纪初获得了巨额利润。然而，这些证券的价值依赖于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

最后，尽管债务推动了消费支出，但总需求的增长越来越无法弥补需求的缺口，也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长期问题。在管制资本主义机制下，在1970年代结构性危机之前的最后三个商业周期的高峰，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上升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但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下，在2008年危机前的最后三个商业周期的高峰，产能利用率逐步下滑至较低水平。

本世纪前十年的经济扩张是由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支撑的。然而，所有的资产泡沫最终都会破裂。当房地产价格在2006年停止上涨、并在2007年开始下跌时，这些不可持续的趋势既带来了金融危机，又带来了大衰退。

紧缩的房地产泡沫迅速压低了新型衍生证券的市场价值，而负债累累的银行的主要资产就是这些证券。2008年9月，因为对偿还贷款失去信心，美国大银行骤然停止维持金融系统运转的隔夜贷款业务。系统冻结了，银行面临倒闭。

在实体经济中，消费支出在2008年第一季度已经开始下降，美国家庭发现房价的不断下降意味着他们不能再靠借钱来支持消费。消费支出的下降导致了GDP的下降，而GDP的下降随着秋季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速。

当企业经理人因华尔街危机感到恐慌、削减了投资支出时，大衰退开始了。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阻碍了新的投资。

与1970年代不同，这次的危机似乎不是由下降的利润率引发的。当1970年代危机开始时，税后利润率从1966年的11.7%的高点下降到1973年的8.7%。

由于工资停滞、政府实施了扶植商业的财政政策，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部门———的税后利润率在1980年以后呈上升趋势。

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开始之前，税后利润率在2006年达到9.4%的峰值，仅有一年降至8.5%;在2007年危机前夕，税后利润率也仅仅下降了9.6%。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复苏”被吹捧为巨大的成功，美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欧盟，甚至比欧盟更为稳定。截至2017年9月，美国的官方失业率已降至4%左右，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2018年7月。

但是，“停滞”一词更能准确地描述2009年夏季的大衰退正式结束以来美国经济的最显著特征。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期相比，此次复苏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空前缓慢(见图2）。

自2009年以来，资本积累率一直低迷。尽管政府实施了高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利率接近于零，但2016年资本积累的峰值甚至无法达到管制资本主义时期三次经济衰退期(分别为1983年、1991年至1992年、2003年)后的最低值(见图3)。尽管利润率有所回升，但资本积累仍然走低，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陷入了结构性危机。

理论上，积累率受利润率影响：当利润率上升时，扩大资本存量的预期收益上升，可用于积累的资源也增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税后利润率在大衰退时期急剧下降，但在复苏期有了强劲提升。

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利润率上升到了9.7%的峰值，达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最高点。自2014年以来，利润率小幅下降，但仍保持在之前与高积累率相对应的水平。

比较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21世纪初和大衰退这四个衰退期之后复苏期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不论以哪一种尺度衡量———经济扩张期最高点、整个复苏期的最高增长率还是整个复苏期的平均增长率，都可以看出，目前的经济复苏形势最好，利润率最高，积累率最低。

计量经济学分析证明，2007年之后，利润率与积累率之间的关联性已经不复存在。这再次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陷入了结构性危机。

积累机制通过三个渠道促进资本积累———产生高利润率，促进总需求的增长，并能为未来投资创造稳定的、可预测的条件。当这种机制的各项制度不再促进积累时，结构性危机就开始了。

有证据表明，虽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推动了利润率的提高，但单靠这一点是不够的。新自由主义机制丧失了促进利润率积累所需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机制一直通过资产泡沫和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来刺激需求，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爆发后，这种方式便无法持续下去。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相关制度仍然存在，2007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还在持续加剧，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消失了。金融危机过后，支持消费导向型经济扩张的资产泡沫再也无法以先前的速度持续增长。

新的管制措施使银行无法像2008年之前那样参与高风险金融业务。同时，家庭的债务水平(相对于家庭可支配收入)也下降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目前面临的是需求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有效的解决方案。

房地产和公司股票再度出现了温和的资产泡沫。房价租金比(房地产资产泡沫的最佳预测指标)在1999年至2006年期间急剧上升，在金融危机后急剧下降。

自2012年以来，房价再次攀升，虽然远低于2006年的水平，但与2000年以前相比还是很高的，这表明房价可能被高估了。至于股票，2010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实际价值(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虽然远未达到1990年代末期的三倍，但已经增长了近一倍。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资产泡沫的最佳衡量指标)自2012年以来显著上升，在2018年1月达到了25.4(历史平均水平为16)，但仍远低于1990年代股市泡沫高峰期的32.9的水平。

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温和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并未起到推动消费支出的作用。倘若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么消费支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就会像2008年前的资产泡沫时期那样上升，但2017年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比仍略低于2009年。

当我们分析税后利润率的决定因素时(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2009年至2013年利润率的攀升以及此后利润率的小幅下滑)，我们发现了当前经济扩张的一些不可思议的特征。2009年至2013年的经济复苏部分归因于资本存量利用率的提高(每当急剧衰退结束、商业活动恢复时，资本存量利用率就会上升)。

然而，利润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利润份额的显著增长，因为实际工资以每年0.1%的速度下降(2013年降至7.4%)———工资的下降在意料之中，因为高失业率一直持续到2013年。每小时产出以每年1.7%的速度小幅增长，一直持续到2013年，但考虑到实际工资在下降，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所有好处都转化成了利润。

自2013年至2016年，利润率从9.7%下滑到了8.8%。利润率的下降完全归因于利润份额的下降，因为资本产出比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失业率的下降可能会提高劳动力的报酬。

尽管失业率降至4.9%，2013年之后实际工资也确实有所上升，但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增速仅为1.2%。如果生产率以2009年到2013年的增长速度持续小幅提高，利润份额将继续上升。

但实际上，每小时产出增速明显放缓，仅为每年0.4%。工资小幅上升，每小时产出的增长却几乎停滞，因此利润份额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非常低的商业投资增长率所致(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商

业投资增长率仅为每年3%)。因此，2013年以后利润率的小幅下降似乎并不是传统的“利润挤压”———即低失业率使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而是一种特殊的利润挤压，因为资本未能完成其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一个特征。

自2013年至2016年，利润率小幅下降，但并没有引发经济衰退，可能是因为与近期相比，利润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长期的需求增长维持了长期的经济扩张，这种扩张是自2009年以来非常罕见的。

如果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增长难以为继，那么是什么推动了需求的增长？不平等继续加剧，自2009年以来，私营部门的实际工资仅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GDP的增速却达到了2.2%。

为解释这个谜团，我们分别从两个阶段来研究美国经济总需求的增长：从2009年经济复苏开始到2017年;以及经济复苏的最后三年，即2014年至2017年(在此阶段，消费支出加速增长，而投资放缓)。

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占美国GDP2/3的消费支出与GDP的增长速度相同。虽然投资占GDP的份额低于消费支出的份额，但是投资的增长速度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这一时期的政府支出实际是下降的，外贸部门的进口贸易增长快于出口贸易增长，二者共同作用，使GDP增长变缓。2009年至2017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消费支出，占70%，而投资的贡献仅占38%。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2014年至2017年这个阶段。消费支出增长率达到2.7%，超过2.2%的GDP增长率，表明了美国消费者为GDP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贡献率高达81%。

而投资增长放慢到2.1%，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6%。2014年之后，政府支出开始上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政府支出增长大部分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增加)。

消费支出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变快。2014年至2017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5%。虽然自2009年以来，时薪仅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但同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却以2.2%的速度增长，与消费支出的2.2%的增长率相同。

2009年至2017年，美国工作小时的年增长率为1.5%，时薪年增长率为0.5%，这两个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在可支配收入增长2.2%的增幅中，时薪和工作小时数的增加贡献了2%———这意味着财产收入也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财产收入的增长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需求方面来看，工作小时数和就业的增长导致工资收入增长，工资收入增长和财产收入增长共同提高了消费支出，所以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长期、但缓慢的扩张。

考虑到家庭债务与收入比率持续下降，以及2009年以来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比的相对稳定，那么目前的经济扩张不是由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推动的，因为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导致的经济扩张速度更为缓慢，但更稳定和持久。

尽管在大衰退复苏期间消费支出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与2008年危机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类似)，但导致了更为惨淡的GDP的增长率。在1979年至2007年、2007年至2017年两个阶段，消费支出都拉动了GDP增长;但在现阶段，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仅维持在1.6%，低于2007年之前的3.4%。

从两个阶段的比较来看，1979年到2007年投资支出年增长率为2.6%，在现阶段仅为0.8%;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也从2.9%跌至0.4%。

从需求角度来看，2007年以后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主要资产泡沫无法促进消费支出的增长;尽管利润率较高，但投资增长缓慢;虽然政府支出在2008年至2009年经济危机开始阶段小有提升，但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几乎没有增长。

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相比，现阶段美国官方失业率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经济势头强劲。将美国目前的经济扩张与先前五次经济扩张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发现2010年以来官方失业率下降的原因(见表1)。

与其他失业率下降的经济复苏期相比，2010年至2017年的GDP增长率是最慢的，这表明就业增长速度很慢。

然而，从2010年起，每名工人创造的GDP(劳动生产力的衡量标准)的增长率也放缓至0.7%，这意味着每单位GDP增长带来了更快的就业增长。

生产力增长缓慢，GDP增长更为缓慢，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就业增长率是所有六个复苏期中最为缓慢的，仅为1.4%;劳动力增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只有0.6%。

结果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复苏中，失业率(失业与劳动力的比率)以每年0.8%的速度下降，这是六次经济复苏中最快的下降速度。尽管GDP几乎没有增长，但是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缓慢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现阶段的持续扩张表明下一次衰退可能很快到来。然而，预测下一次衰退的具体时间是个难题，许多事态的进展都可能延长或扰乱经济扩张。

2017年12月通过的特朗普减税政策可能具有短暂的刺激效果，美国公司从中受益，然而，该政策引发了并购和股票回购的浪潮，虽然抬高了股票价格，但根本无法促进真正的投资。

2018年3月，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加息，这可能扰乱经济扩张。就当下而言，在诸多的事态发展中，特朗普的贸易战最有可能带来衰退，因为贸易战正在扰乱全球生产链，给企业投资规划造成高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延迟企业的投资决策。

尽管自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但收效甚微的经济扩张，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陷入了结构性危机。

过去，这种危机只有通过改变积累机制才能解决。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今后几年中是否可能出现机制变化？如果出现机制变化，可能以什么形式出现？

当然，新自由主义机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将意味着长期的停滞，引发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情绪。这可能导致现有体制的更替———如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当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市场形式消失时，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或管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扩张。

近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特朗普通过调动极右翼民族主义情绪赢得了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尽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仍在继续推行国内大企业所青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监管政策，但其在关税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非常强势。

新的积累机制的出现取决于结构性危机中不同集团和不同阶级所能动员的力量的博弈。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备选方案似乎只有两个：以商业为主导的集权机制和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倡导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新主张。

以大企业的权力为基础的新型管制资本主义意在通过小幅工资增长和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等策略来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危机(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指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技能教育、资助创新等措施加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

国家支出的增加———而不是债务支撑的私人消费———将解决需求增长不足的问题。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为商业主导的管制资本主义赢得支持。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和中间派思想家的方案似乎都代表了这种机制转变的可能方向。

桑德斯和其他左翼人士推动的政治转变可能会导致一种绿色社会民主，有可能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危机。

绿色社会民主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建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以实现工资和利润的平衡增长，通过累进税扩大社会保障项目、促进公立高等教育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将带来利润的增加，就像在战后管制资本主义机制下一样;而消费者支出和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产能利用率提高。

他们可能会利用一种升级版的凯恩斯意识形态(增加了环境可持续性内容)来赢得公众对社会民主方向的机制改革的支持，这也需要重启工人运动，使工人加入政治斗争。

本文没有更多篇幅来探索可能导致这种机制变化的过程，也没有更多篇幅来衡量各方力量的优势。但我只想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自身一样，都不可能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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