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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漫谈


容颜和名姓虽易改,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多重身份却难移。


(正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当地时间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判决1934年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博物馆的内阁法令失效,随后总统埃尔多安签署新法令将大教堂“伊斯兰化”并改名为“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瞬间引爆国际舆论。


一时间,西方世界如“惊弓之鸟”,希腊痛斥埃尔多安“公开挑衅文明世界”,美俄等各大国力劝安卡拉“悬崖勒马”。


而放眼东方世界,各伊斯兰大国集体噤声,表面“静若处子”,实则“怒火中烧”。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改换门庭”何以牵动各国神经?埃尔多安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历史的走向会正中亨廷顿的下怀吗?


结合政治、宗教、民族、历史、地缘的“六路八方”,答案“跃然纸上”。



圣索菲亚的彷徨


始建于公元325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坐落在地跨欧亚两洲的“万城之王”——伊斯坦布尔城之上。


这里曾是基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座堂和拜占庭帝国的宫廷教堂,其巧夺天工的穹顶和内部装潢代表了西方古典时代末期和中世纪早期建筑技艺的结晶。


此外,历经两度“灰烬重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不仅是十字军东征的亲历者,还是拜占庭帝国乃至西方文明“身世浮沉”的见证者,承载着西方世界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情怀。


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一举颠覆了风雨飘摇的拜占庭帝国,圣索菲亚大教堂随后 “摇身一变”(阿亚索菲拉)清真寺,成为了东方战胜西方、伊斯兰文明战胜基督教文明的象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五百年后土耳其的衰落和改朝换代使这座“两面体”迎来转机。


1935年,现代土耳其之父——“大阿塔图尔克”凯末尔下令将阿亚索菲拉清真寺变为博物馆,并使之成为了宗教共生、文明交融的国家符号。


然而,容颜和名姓虽易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多重身份却难移。



这一背负着沉重历史和宗教包袱的敏感建筑是一根潜在的导火索,它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分子的政治工具,进而从东西交融的符号转变为文明冲突的象征,冲击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基于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特殊性的认识,埃尔多安此次将这里选为其“施展拳脚”的政治舞台,他的“精心安排”表面上是对民间诉求的回应,实则是为了保证其在近期不利形势下“坐稳江山”和推进长期战略的“权力游戏”。


埃尔多安的“雄心壮志”


土耳其经济自2018年经济危机以来持续低迷,外资出逃、里拉“跳水”、物价高企……民众对于埃尔多安经济政策的不满“水涨船高”,而新冠疫情的“一记重拳”则又加快了这一消极趋势。


据IMF预测,2020年土耳其经济恐面临5%的负增长。


但是,经济上的“多舛”并未能阻止政治上的威胁。



埃尔多安自在2018年当选总统后“快马加鞭”的专制化和伊斯兰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民众(尤以世俗主义者为主)的反感。


于是,其领导的正发党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丢掉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数个大城市的执政权,严重动摇了埃尔多安的威信和权威。


此外,疫情期间土耳其社交媒体频频出现指责总统只顾对外扩张、忽视病毒传播的言论,又进一步加剧了埃尔多安政治合法性的不稳。


面对内政泥潭和高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埃尔多安实现“突围”乃至“逆袭”的高效工具,而圣索菲亚大教堂则是“利其器”的绝佳场所。



大教堂的“伊斯兰化”和西方近期对土耳其的极不友好态度一方面将唤起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强盛历史的记忆、迎合和助长其民族自豪感。


另一方面,这也能够突出国家面临西方干涉的“受害者”形象、增强民族危机感。


在此过程中,“导演”埃尔多安自然成为了引领民族复兴、蔑视西方强权的“当代凯末尔”,进而囊获政治光谱各部分选民的普遍支持,达到其转移内部矛盾的目的。


与此同时,将这座昔日的大教堂彻底变更为清真寺的行为使人联想起旨在驱逐西方势力、保卫伊斯兰的“圣战”,象征着伊斯兰信仰的不战而胜。


这些行为极大地满足了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和宗教诉求,对巩固正发党基本盘起到积极作用。



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斯兰化”既是埃尔多安转移国内矛盾、逆转内政颓势的权宜之计,也是其推进“新土耳其”、“战略深度”等内政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


在“土耳其内政不容干涉”的背后是“新土耳其苏丹”的深谋远虑和野心勃勃。


“新土耳其”是埃尔多安在2010年前后提出的内部战略,旨在以新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取代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的混合体)在土耳其的统治地位。


其最终目的是使土耳其近似地回归到权力高度集中、宗教势力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奥斯曼模式”,加强、巩固和延续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



无论是2016年未遂政变后的大清洗、2017年的总统制修宪还是如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伊斯兰化”,都是“新土耳其”建构进程中的环节,对埃尔多安实现其野心和抱负至关重要。


不可忽视的是,大教堂事件的发生同样凸显了在新奥斯曼主义指导下的 “战略深度”外交战略——强调土耳其外交的独立自主和积极作为,谋求在原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内的主导权。


土耳其试图通过挑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和充当保卫伊斯兰的先锋来塑造自身的宗教领袖地位和代言人身份,加强其对伊斯兰诸国的影响力,从而为自身获得区域主导权的战略目标服务。


“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伊斯兰化”虽是埃尔多安面对内政泥潭的一次政治操弄,但其背后的土耳其大战略却极具威权性和扩张性,彰显出这位强人的野心勃勃。



东方还是西方?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伊斯兰化”及西方国家对此作出的强烈反应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文明冲突论”的热议,而在本次事件中主动出击的土耳其将在文明的冲突间扮演怎样的角色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数百年来,土耳其因其地跨欧亚两洲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身份而成为了东方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间的交界地带。


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地缘战略选择对两大文明在交融、冲突间的“滑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国父凯末尔的“脱亚入欧”思想占据着土耳其的“大脑”。


这一思想将东方的、传统的、伊斯兰的万事万物视为落后愚昧的代表,将所有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视为先进发达的象征。


由此而产生的全面西化政策使土耳其在数十年间成为了富强进步的世俗穆斯林国家,制约着时起时落的伊斯兰主义并保证了东西方两大文明间的交融状态。


然而,“伊斯坦布尔不再是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而且必须依赖安纳托利亚”。



无论如何“向西看”,土耳其的国土分布、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文化特征都决定了它始终是东方伊斯兰文明的一员且绝不会被西方文明所“并吞”,全面西化只能带来身份认同的不伦不类。


近年来埃尔多安政府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具有鲜明的“向东看”性质,但其更应当被视为土耳其在“前车之鉴”和“大变局”中的探索与徘徊、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再平衡”,而非带领伊斯兰世界与“十字军”打响文明冲突的“末日之战”。


从现实出发,伊斯兰文明主导的中东北非地区同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洲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且连续的“文明断裂带”,无论是希腊抑或是土耳其都是拥有主体宗教的民族国家。


此外,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依旧处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之下,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文明。



放眼未来,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斯兰化”所代表的土耳其内政外交大调整将对其本国和区域内形势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埃尔多安专制欲望的上升和政策方向的极化会增加其国内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而其对伊斯兰世界霸权的谋求很可能会激化土沙、土伊间的“文明内冲突”。


因此,相比东西方的“文明间冲突”,土耳其国内形势波动和伊斯兰世界“文明内冲突”的风险更胜一筹,恐将对国际秩序稳定产生威胁。


结语


圣像被摘下,清真言取而代之,穹顶依旧璀璨,耶稣何以为家?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伊斯兰化”是埃尔多安精心设计下的一次政治表演,更是其内政外交大调整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土耳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敏感时期,埃尔多安的政治路线是一次承上启下的探索。


它在中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国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文明内冲突”的隐患,但对未来土耳其人在凯末尔主义和“新土耳其”之间找到一条理想之路的不懈求索意义非凡。


待土耳其认定前路、整装待发的一刻最终到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和平包容之风也将吹拂两岸,扫清文明冲突的“枯枝残叶”。



作者:许卓凡,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文字编辑:韩铠宇

图片编辑:韩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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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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