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扪村城乡互通的三十年简史（二）：涌往城市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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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调研手记中，我们提到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为村民与城市互通搭建了一条可视化的互动桥梁，也为城乡之间的连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城乡互通还是会使彼此之间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打工经济的来临，悄然打破了这种局面。村民纷纷如浪潮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向城市，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彻底冲破了那层薄纱。

地扪村驻地距通往乡镇的308省道有5.5公里，在1971年之前人们主要是靠徒步或少数依靠畜力来通过这5.5公里。当然，那时的地扪人，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处于高度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也极少有人需要经常往返于这5.5公里之间。

后来，为了便于向公社运输粮食，地扪人于1969年冬开始筹资修建地扪到茅贡的公路，在周边村寨乡民的帮助下，耗时两年的公路终于在1971年冬竣工，村镇之间才得以正式通车，此时地扪人还没有人员流出的现象。在1990年以后，地扪人有了更多外出的需求，多条通村公路才得以建成。

在需求之下，交通的完善无疑为村民大规模的向外流转提供了助力。

另外一个助力就是通讯设施的提升。

1998年地扪有了第一部座机，2002年全村接通电信网络座机，2005年-2007年移动网络基站与电信网络基站先后建成，村民开始陆续使用手机。

以上通讯设施一步一步的完善，为只身在外务工的村民架起了与家人远程沟通的桥梁，使得彼此双方都能够了解到各自的近况与动态。这对于村里人来说是物质层面的改善，而对于在外的人而言则是心灵层面的抚慰。

在交通与通讯的两大助力下，地扪人于90年代初迎来了打工经济的大潮。

当第一波涌向城市的浪潮看到了务工所带来的收入远高于终年埋头土地的所得时，一波接着一波的浪潮，开始争相涌入城市，且有愈发的汹涌之势。

发展至今，全村18-50岁年龄段的主要劳动力，有70%-75%的人在外务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浙江、广东等地度过。他们在外的经历与遭逢，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体现在其生活、行为、审美以及价值观等诸方面，同时渲染弥漫于村中。

务工的村民算是涌向城市的大浪潮，而另外一些零星的小浪花则是在外求学就业的人。

在前文中，我们曾做过这样的统计，自1999年地扪出了第一个大学生，20余年来，地扪历届大学毕业生加起来总共140人左右。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全部选择了在外就业，多在体制内任职。

虽然，他们在工作后与村里的联系仅限于家中或房族事务。但是作为村里出来的极少数的大学生，又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村民天然有好感且信服的地方工作，他们作为从当地出来的“城里人”对村里人所输出的观念同样不容小觑。有时可能只是吐露了只言片语，却被很多曾经的乡邻十分认真的对待起来。

作为涌入城市的浪潮—务工村民与求学就业者，他们各自在城市中的亲身经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乡村。

首先，来看务工的村民，他们在城乡二元撕裂的背景下，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走向城市。

即便，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也是被炙烤着的，经常靠着同乡抱团取暖，但是他们依旧对城市所推崇的审美、价值观没有任何抵抗力，亦步亦趋地追逐着。

年轻人的潮流穿搭、多样化的饮食需求、对更新迭代电子产品的追逐、矗立着罗马柱的新型民居，诸如此类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与消费行为，都是村民在城市中走了一遭后的改变。

城里务工的村民认为，这些改变让他们与城市逐渐融合。但是，在城市人眼中他们这种照着葫芦画出的瓢是如此的四不像，彼此之间不但没有缩小差距，在认知与关系上，反而愈发地撕裂了。

相反地，这两者之间以物质财富作为衡量一切标准的主流价值观又是趋同的，所以一个单一价值观的撕裂化的社会正在渐露端倪。

另外，作为“新城里人”的求学就业者，他们则成为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助推者。凭借着学历与职业在村中慢慢有了公信力的他们，正在将他们从城市中习得的价值观与审美更加彻底地植入到乡村中。

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价值观有它好的一面，即因它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需求，会刺激社会的经济发展，这也是符合我国整体的发展方向的。

但是，如出一辙的价值观，也使得这个社会越发的单一化，这从长远的角度考量，同样限制了这个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

文字编辑：于照衡

图片编辑：于照衡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