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助理国务卿：“衰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中国将让美国更强大”

来源 | Foreign Affairs

作者 | 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译者 | 李知之

（正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时间为10分钟）

1 月 20 日，拜登缓缓走上演讲台，他很可能带着口罩，与周围的官员和家人保持着社交距离，抬头望去，他面对着的是世人眼中正日薄西山的国家。

曾经，美国崩溃的中产阶级和严重的内部冲突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推动了特朗普的上台，但特朗普的4 年任期并没有带来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而且特朗普还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新的弊病：失控的疫情、陷入困境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债务、受损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声誉。

“衰落论”认为美国正在从原有卓越的地位下滑，并且这种下滑是不可逆转的。

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

现在的美国仍然拥有着令人羡慕的优势：年轻的人口、财政优势、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界、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

此外，正如萨缪尔·亨廷顿几十年前在《外交事务》中所写道的那样，“美国拥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但讽刺的是，衰退主义者‘在阻止衰退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美国来说，衰落与其说是一种状况，不如说是一种选择。

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总统虽然拥有了罕见的“大一统政府”，但衰落这条下坡路将继续贯穿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

不过，在摆脱衰退的道路上，两党可能会罕见地达成共识：美国需要奋起应对中国的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挑战并不是一种选择。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及全球影响力对美国构成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实际挑战。

但和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军事化斗争不同，美中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需要对其竞争力和创新力进行再投资，这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也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解决国内问题和应对国际挑战两个议程联系起来。这样做不是为了放大焦虑，而是为了确保完成国内任务的同时，也会在国外产生有益的影响。一鱼双吃，事半功倍。

外部竞争者的到来，往往会推动美国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再次强大。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衰落主义倾向，并制定出一种既能刺激创新，又不会引发恐惧和偏见的应对措施。

美国人对衰落的焦虑由来已久，甚至在本应阳光灿烂的“美国世纪”，也会不时出现深深的自我怀疑。

衰落主义始于欧洲，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畅销书《西方的衰落》出版于西班牙流感期间，彼时西方世界的衰败激发了一代悲观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因为他的衰落主义观点，他经常被称为“斯宾格勒主义者”。

然而，欧洲衰落主义者往往是宿命论者，他们生活在帝国没落的阴影里回望过去的辉煌。而美国的衰落主义者却不同，预见到衰落的美国人通常会利用这些对于衰落的焦虑来释放动力、能量和重塑。

美国衰落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德国和日本比美国更快地从这场经济灾难中复苏，这激起了美国对本国制度的怀疑。直到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经济得到复苏，美国的衰落主义浪潮才逐渐退去。

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了Sputnik卫星，这使得美国爆发了第二波衰落主义思潮。庆幸的是，罗斯福新政留下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美国建立了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这使美国在几十年里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第三波衰落主义浪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

在那二十年间，美国人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经济上，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夜崩塌，美国迎来长达 13 年的滞胀。政治上，美国时任尼克松总统深陷政治腐败案。军事上，在美军的强力支援下，西贡依旧“沦陷”。而对手苏联却在稳步前进。

但即便是这些糟糕的事情也为美国带来了调整和发展。

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总统重振了美国的法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最终带来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在越南的失败终结了征兵制度，而苏联没挺过时间的考验，正在分崩离析。

但美国的衰落颓势并没有停止。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工业侵蚀、贸易赤字和不平等加剧为标志的第四波衰落主义浪潮冲击着美国领导人。

第四波浪潮给了日本和德国发展工业的机会，在这期间日本开启了汽车工业的黄金年代，德国的制造业、工业也开始高速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大幅衰退，促使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宣布“冷战结束，日本和德国赢了”。

尽管面对这些压力，美国还是成功带领了信息技术革命。聪格斯发表这番言论后不到十年，美国就被誉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

美国现在正处于第五次衰落主义浪潮中。这次浪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在特朗普打破常规的总统任期中加速。

彭博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认为，美国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如果不进行国内改革，美国在几十年后就会像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

美国可能会沦为一个“去工业化的英语版拉丁美洲共和国”，其经济将建立在商品、房地产、旅游业，跨国逃税之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会逐渐限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不过，正如那些预言美国将继续衰落的人指出的那样，不平等、两极分化、虚假信息和去工业化等因素是真实而可怕的，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并不是美国独有。

更何况，他们忽视了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中国人口红利衰退，经济增长放缓，美元依旧是世界唯一的国际结算货币。并且，在中国崛起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

他们也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吸引力。在经济之外，是美国价值中的开放与包容吸引了能够同美国一道维系全球自由秩序的盟友，以及能够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世界移民。

美国的软实力来自于这个国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信仰，而不是来自于政府。

去年夏天，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的抗议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的基本价值而进行的斗争。而这一时间也证明了美国价值的吸引力具有普适性，所以抗议游行才能受到全球瞩目，并得到了别国的响应。

然而，仅凭美国自身的优势还不足以阻止国家的衰落。

如果美国真的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只会是政治原因，而政治是可以被选择的。经济不平等、城乡差距、社交媒体算法和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加剧了国内分歧，并使国会几十年来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与拉锯。

一个历来靠规范而不是法律维系的体系，刚刚经受了一场可能以政治暴力和自内战以来最大的宪法危机告终的选举。美国政治制度还能够自我修正吗?

虽然拜登的第一个任期可能会面临奥巴马政府时期常见的那种党派阻挠，使政府无法立即采取行动逆转衰退，但现实情况不一定如此。

在惯常的党派仇恨之下，两党都摒弃了一些传统观念，并认识到了重塑美国信心的必要性。有时，他们甚至会在优先事项和变革思想上达成一致——例如产业政策、国家市场关系、研究与发展、以及贸易政策。

一直以来，对华政策都是这些转变的核心。中国发展越迅速，美国公众和国会就越有可能在评估中国的影响上、在对华态度上达成一致。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不仅要从国内的角度来制定复兴计划，更要广泛地考虑如何在中美竞争中的维持自身优势。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两党的政策制定者们达成共识，一同重建这个因反政府人士的恶意而被削弱了的国家。

比如说，如果华盛顿要对抗中国的崛起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将需要一个可以整合有关工业产能、供应链、进口依赖性信息的办公室——这是贸易战和疫情揭示出的美国的关键弱点。

美国也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两党的许多人士现在都承认，仅靠市场力量无法消除社会不平等、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或确保与中国国有龙头企业竞争的竞争力。

这一认识可以为科学技术投资提供支持，甚至为议程里的内容提供论据，这些内容包括支持工人、打破垄断、在半导体等关键部门实施产业政策。

但如果拜登政府真的以这种方式打中国牌，那么它必须小心谨慎，中美之间不应该也不能出现对抗，更不可以发展出第二次冷战。

通过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在国内增强美国的实力，在国外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美国领导人可以开始扭转美国衰落的印象。但他们不能就此止步。

他们还必须找到积极的方式，重新凝聚美国社会，使民主发挥作用。强调共同的自由民族主义，也就是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所说的“新美国主义”，那一直是美国公民文化的一部分。

60年前，美国人还沉浸在“人造卫星”事件的冲击中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在市政礼堂发表的演讲中列举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这些危机包括：低工资高房价，日益增长的冲突风险，逐渐萎缩的工业，以及在美国停滞不前的同时，新竞争对手却在崛起。

肯尼迪说：“我们必须克服的是现世存在的美国已经成熟的观点，别人认为我们的正午已经过去,认为我们最明亮的日子早已过去,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漫长而缓慢下午……但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应该这样认为。”

而如今的美国人也应当拥有同样的觉悟。

（本文由民智国际研究院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字编辑：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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