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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漫谈


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是行使权力的人逐渐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和理想。


(正文约38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一月初,针对美国发生的国会骚乱事件,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美国国家未来命运的质疑。


或许,对于亲历了苏联“八一九”事件及国家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来说,美国正经历的一切都带着熟悉的影子。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只是一家之言,他个人未必能对事态发展做出多么准确的预测。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逐渐有了苏联后期的影子。


尤其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开始经历苏联所经历过的那些问题。



苏联的荣耀与幻灭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获得胜利;随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两极格局期间,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军事一度与美国达到战略平衡。


然而,在苏共宣布要解散的时候,竟没有任何党员进行抗议。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

“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


一个强大实体轰然倒塌之时,群众的反应却如此冷漠,庞大的苏联内部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以至于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首先,苏共党内民主与专制关系失衡。列宁的建党原则之一是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项原则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初期都执行得较为顺利。


然而,斯大林执政后期,权力走向高度集中,甚而演变为个人专治,“人治压过法治”的问题让苏联的党内民主岌岌可危。


干部委任制度为例,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尽快接管地方政权采取了干部委任制。


斯大林后期,干部委任制反而成为了任用干部的唯一方式,委任制变相的成为了任命制。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避免赫鲁晓夫“宫廷政变”的惨剧,勃列日涅夫拒绝任人唯亲,将干部任期制及更新制转变成授权制。


这种失衡直接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形成了“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顾民意的不良风气。


其次,官僚阶层的特权化和腐败化。


苏联在1989年前后发布过一份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民众心里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到了85%。


这正是苏联在后期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根本原因——民众受官僚阶层的特权与腐败之苦久已。


据记载,苏共在列宁时期仍十分注重党风建设。列宁本人以身作则,经常亲自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


斯大林执政初期坚决反对官僚特权,其子雅科夫在二战期间被德军俘虏后,希特勒曾提出用一名德军将领交换雅科夫,被斯大林拒绝,结果雅科夫死在法西斯集中营内。


但是,斯大林执政后期“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党内滋生出官僚特权现象。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干部稳定政策让苏联形成了典型的老人政治,维护自身权力的官僚团体就这样与群众渐行渐远。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党内腐败则更加严重,高级干部全然变成特权阶级,职务越高,特权就越多。逐渐的,干部就这样与人民隔离开来。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有一百多处,产品专供高级干部享用。


如上所述,正因高级官员沉溺于享受特权、福利,自己远离群众,苏共整个群体日渐失去民众信任。


毕竟,干部们在宣传时标榜“人民公仆”,到实际工作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享有特权的“主人”——这样的双标行为更易引发民众反感。


实际上,苏联最终被民众抛弃也是受这些特权阶层所累。


再者,苏联缺少正确的改革。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并非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相反,因为身处其中,几位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问题。只不过,因为能力或魄力的不足,他们都没能触及苏联问题的要害。


赫鲁晓夫虽然意识到了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并有针对地实施改革,但因为改革的设计存在问题导致最终失败。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未触及根本,忽视了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的调整。其政治改革更是没能处理好复杂的人事关系,触及大量既得利益者,且事先并未有所考虑、作出应有安排。


而勃列日涅夫在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踉跄下台,上任之后根本未动改革的念头,只想“官官相护”,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结果导致干部素质低下,恶化问题严重性。


至于戈尔巴乔夫,他在改革中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三原则,政策出台后却引发了社会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潮流。他原本是想引起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检讨,但结果却变成了对苏联的全面否定。


为随后的苏联解体提供了一把尖刀。



整体而言,赫鲁晓夫缺乏能力,勃列日涅夫没有改革意识,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为时已晚。


彼时的苏联社会已无法形成共识,何一位苏联领导人都没能通过改革挽救这位红色巨人。


冲突的美国


如今,苏联解体已过去三十年,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然而,放眼当今国际格局,本属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正在上演与苏联相似的问题。


第一,美国周期性的政治极化趋势。美国的政治极化囊括了国会与政府的掣肘,两党间升级的矛盾,以及政客与选民在具体议题上表现出的分裂。


这一问题说到底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特征所决定的,这种“政治妥协”现象原本是美国代议制民主专门设置的议程。



但是,议程在运行过程中越发背离了设计之初的理想愿景——原本是为了保持平衡,近年来却表现出溃败的趋势。


这样的行政处理方式造成两个不良影响:一是决策的成本高昂,二是效率低下。随后的后果则是民主议程的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美国民众日益不相信政府,立法部门因此一再干预政府发挥行政职能。


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矛盾被很多人解读为民粹与建制派的纠葛。但其本质是国会与政府权力的相互侵占,美国政治内部的“冲突”早已压过“共识”。


一如苏联时期各个加盟共和国同国家联盟本身的冲突——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各方的权力斗争、矛盾对立都暂时掩盖在表面的“和谐”背后。但在某个时间节点,一个人、一件事就足以将深层的暗流涌动彻底演化为明面的公开冲突。


无论八一九事件的发生还是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都是由前苏联的制度隐患所诱发。


特朗普也好,苏联末期的领导人也罢,他们都只是必然又偶然地揭开了各自国家最后的“遮羞布”。


第二,美国的特权阶层问题。两百多年前,美国国父们就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试图突破不平等的枷锁。


然而,这一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想尽办法也很难实现的。更何况,许多政客早已忘记建立美国的初衷,直接将政治身份当作谋求权力与金钱的手段。


疫情肆虐之时,特朗普面对媒体发出 “为何美国公民不能平等享有检测机会”的责难时,甚至直接表达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贫富差距“无奈论”。



不过,这一回答倒也诚恳,至少侧面承认了金钱、权力在美国的确意味着特权。


疫情期间,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接管联邦应急管理局,他启动了“空中计划”——动用国家外交、航天资源从全世界购买抗疫物资。


然而,抗疫物资落地后就被转卖给了美国5家私人公司,且物资的分配竟然采取了竞拍的方式。


梳理下来,又是一番“钱权交易”的操作,美国的财富拥有者先通过金钱和裙带关系获得政治地位,又抓住机会大发国难财。



实际上,不仅是特朗普这一较为极端的案例,美国的特权阶层在教育资源把控上也十分严格。


如果要进入美国顶尖学府,且不谈成长教育期间需要投入的金钱和精力,单是学费这一门槛就是很多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而许多政客和商人的后代要想获得这些机会则是易如反掌,名校毕业后更是平步青云。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苏联末期的情景,自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干部特权几乎严格按照级别执行,他们不仅享有特供商店和医院;甚至其子女也更容易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名校学习。


美国梦总是用“人生而平等”、只要努力就能实现梦想这样的鸡血“激励”普通美国人,殊不知这放在现在可能只是特权阶层的操纵手段之一。


第三,老人政治。单看美国一众高官的岁数,总统、副总统、参众两院议长、党内领袖,六十左右是门槛,七十往上是标配。


老人当政固然有沉着冷静、经验丰富等优势,本身不能说是一个问题,但美国的老年政客很少能表现出上述优势。


毕竟,当前的美国正是被这一批老人拖进了分裂状态中。个别老年政客优先考虑个人、家族或党派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更让人怀疑是“孩童”所为。



实际上,老人政治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客的年龄,而在于其背后的利益输送链。


如今,美国大选等政治行为因过多牵扯财团因素,而被称为“金钱政治”又或“金权政治”。政客似乎不再是“民众”代理人,而变成“财团”代理人,论资排辈,这才是老人政治的最大问题所在。


随着年轻人在校学习周期和成长周期的拉长,年轻人进入政治前沿的速度放缓,在更多需要家族门第、竞选资金、党派支持的政治选拔机制里,越来越多资金雄厚的老人在政坛“脱引而出”。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面,当时的部长会议领导层平均年龄达到68.1岁,正是这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老人集团错失了苏联最后的改革良机。



实际上不难发现,上述问题是盘根错节的,而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行使权力的人逐渐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和理想。


苏联如是,美国亦然。


一代代演变下来,政治家沦为政客。


他们似乎有些忘记,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只是手段,这样设置的真正目是权力的“高效”或至少是“有效”运行,而不是沉迷于相互掣肘。


他们也不是很在乎自己原本的职责——为美国民众追求各自梦想搭建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如今只顾把个人利益紧握手中。



大国兴衰一定有规律吗


实际上,对比美国和苏联末期出现的问题,国别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并不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过去,西方世界总会污蔑苏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病。但正如如今的美国,一些庞大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的。对意识形态的怪罪只是一种攻击手段,或是推卸自身责任的借口。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嘲笑另一种制度,也不该放松警惕。


毕竟,在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的设立都是从当时国家具体情况出发的,但随着时间演变,全新的问题出现,最初的制度可能很难解决新的问题。


而就运行制度的人来说,开国前辈自然都是充满热情且富有才干之人,但他们至多为未来培养一至两代接班人,很难保证未来世世代代的领导素养。


即便是美国,最初已经建立了自认为能够选贤举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难以料见未来资本在其中造就的乱象。


所以,体制的完善和人才的选拔,这两个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治理过程都会遇到的难题。


而在如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国家不光要解决国家治理的难题,同时还要面临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让贸易、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共同性问题日益蔓延,另一方面是各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了社会的诉求。


这些问题在过去的确从未出现过,但也并非不可提前预见。在国家治理中,执政者应当善用改革等措施弥补最新发现的制度弊端或漏洞。


当然,改革是比革命还要困难的进程,它既要反对保守者,也要反对激进者。不过,即使改革过程艰难,但为了保证国家运行机制不被新矛盾、新问题击垮,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持续进行。



作者:陈奕蓉,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法语专业


文字编辑:林子怡

图片编辑:林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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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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