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据即力量,美国还有能力制定世界规则吗?
民智编译
Data Is Power
Washington Needs to Craft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来源 | Foreign Affairs
作者 | Matthew J. Slaughter & David H. McCormick
译者 | 陈瑞锟
导语
如今的世界正在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时代,数据不仅改变了贸易方式,还颠覆了全球政治。
数据为所有掌握它的人提供了难以置信的优势,通过分析数据,公司和国家可以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可以说,数据本身已成为重要的权力来源。
但问题在于,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搭建于75年前,在数据量激增的今天已然落伍了。世界亟需一套崭新的国际规则。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在数据相关的国际规则制定上雄心勃勃,及锋而试;相比之下,美国也应行动起来,与愿意合作的伙伴和联盟一起,制定数字时代的新贸易规则。
文章来自《外交政策》,作者马修·斯劳特(Matthew Slaughter)曾在2005—2007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戴维·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于乔治·W·布什政府期间在美国商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担任高级职务。
本文系作者观点,与公众号立场无关。
(正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创新依赖于数据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生产力与人民福利、国家国防能力及其他利益密切相关。
这导致提高生产力成为各国近年来的主要发展目标。
国家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如建筑、机械、软件等行业来提高生产力。
抑或进行创新,使工人能够更有效地制造现有产品或制造全新的产品。事实上,美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都是由创新推动的。
而数据正是创新的重要基石。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得益于计算能力、云存储和机器学习的重大进步,数据在创新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除此之外,数据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原因很简单:数据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非竞争性”,即被重复使用的同时又仅供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使用。
有学者将数据比喻为驱动当代社会的“石油”,但这显然忽略了数据和石油这两种商品在经济上的本质区别:数据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为创新提供动力永不枯竭;而石油则是有限供应的不可再生资源。
因为数据是非竞争性的,因此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取决于可获得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以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为例,2020年1月10日,在首例病例出现的一个多月后,中国科学家便在网上发布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
有了这些基本数据,美国Moderna公司的科学家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研究出了新冠疫苗mRNA序列的概念,并设计了相关蓝图。
因此,要想从新想法中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数据是不可或缺的。
眼下,数据也在不断地助推商业成功。
十年前,十大最有价值公司全被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消费品公司和银行包揽,而今天以数据流量进行交易的技术公司却遥遥领先。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蓬勃发展,是因为他们将数十亿人和组织的庞大数据转化成了客户所需要的经济价值,建立起其竞争优势,从而抢占全球市场的头把交椅。
综上,哪个国家可以利用数据更快地进行创新,便可在未来获得巨大的优势。
因此,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地缘政治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掌握并管理数据访问的规则。
国际上缺乏公认的数据管理框架
当前的国际机构还没有能力应对数据量的激增,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应对正在出现的规则断层。
国际贸易的体制框架——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之时,主要处理的是跨越国界的农产品和制品,当时数据流动还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世贸组织的框架规定了两个关键分类标准:交易内容的属性是商品还是服务,以及它的来源地。
货物与服务受不同的贸易规则管辖,而产品的原产地决定其适用于何种关税或贸易限制。
而数据不符合这一基本分类,原因如下:
第一,数据量巨大
第二,很难确定数据是在哪里创建和保存的
第三,现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评估数据的方法
一旦发生涉及数据的贸易争端,世贸组织成员或许可以寻求法律追索,要求该组织作出一次性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并不能解决世贸组织框架与数据性质之间不一致的根本问题。
正是由于缺乏一个国际公认的数据管理框架,许多有关全球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在向国际公认的数据管理框架迈进。
当下,中国正努力推动本土技术行业主导的国际性数据管理平台,其中最直接的就是5G电信网络。
由此,中国还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规划,“中国标准2035”,旨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还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外促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贸易,来努力推广其数据治理模式。
欧盟地区与中国“数字丝路”相关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而美国呢?
美国的联邦政府尚未建立任何相关的法律框架。
除了《美墨加协定》(USMCA)之外,美国也没有参与任何有意义的数据流跨境协议。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于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或广泛的隐私保护还没有连贯的计划,更不用说去与中国竞争了。
美国目前的唯一反应,也不过是煽动其他国家拒绝接受中国公司华为的5G技术。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弱中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但长期来看,美国仍未掌握有效的数据治理模式。
美国应领导并制定数据框架
现今,华盛顿仍纠结于隐私,反托拉斯问题和赔偿责任的讨论。
美国尚未意识到,比起以上问题,数据背后巨大的经济潜力更为重要。
鉴于数据的非竞争性,对于那些无法访问和使用数据的国家来说,这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潜在损失。
一些观点认为,在上个世纪,国家可以在没有掌握庞大数据库的情况下达成高生产率及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足以说明国家的发展与数据持有量并不直接相关。
然而现实是,上世纪的想法并不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21世纪的创新往往需要庞大的数据做基础,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一个国家可访问的数据量会成为持续的生产力优势。
正如人工智能专家李开复所说:“拥有大量数据的普通科学家将击败拥有少量数据的顶尖科学家。”
要抓住数据带来的优势,同时与中国竞争,美国应帮助制定新的数据多边框架。
并且,美国应与所有志趣相投的国家合作,共同探寻一种数据结构,能在不牺牲隐私和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自身巨大的经济潜力。
该框架的条约形式由以下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建立一套能促进高数据密度产业(如能源,交通运输和医疗保健)跨国流动数据的准则。
首先应确定如何评估及溯源数据生产地的准则。并且也必须创建一种分类标准,根据价值及来源对数据流进行分类,就像传统的贸易制度要求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定价一样。
其次,还应设立政府和公司在使用数据时必须遵循的隐私标准。加密技术和量子计算在这一步当中将会非常关键。
最后,在前两个准则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应尽量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开放,同时通过强有力的计划来抵消开放数据流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例如就业率或工资的降低,以帮助受影响的工人适应数字经济。
第二部分:规范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资本商品、中间投入以及最终货物和服务。
在此基础上,各国便可极大程度地提高数据驱动型创新所产生的收益。
历史上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协议,可以作为参考案例。
1996年,占世界信息技术贸易总量近95%的数十个国家批准了《信息技术协定》(ITA),这是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
该协议最终取消了数百种与电子技术相关的资本商品、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全部关税。
该协议随后成为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一项促进竞争的协定,它使公司提高了生产率,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低廉的价格。
改革势在必行
鉴于国际机构的未来尚不明晰,华盛顿应致力于建立数据框架。
通过与看法相同的国家合作,改革和振兴僵化的机构,美国也可以提高经济实力、巩固自身的国家安全。
同时,该框架还将助力美国向着一种全新的愿景迈进。
到那时,美国便可与盟友携手组成一个强大的多边机构,以此来稳定一个风险日益增长的世界。
在这个框架中,美国可以在不牺牲人民利益的背景下确保其在世界的领导权,并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友在建立国际数据框架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当今形势的特点是数据标准不一致且模糊不清,试图制定国际数据标准的国家和部门需要同时满足各国严格的数据法规,才能开展工作。
这导致一些国家选择了自我封闭,拒绝共享其数据。
同时,美国内部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分歧,大量民众对参与全球事务持怀疑态度。
美国领导人必须传达给美国人民的是,在这样一个各国凭借国内经济状况与外国竞争的时代,该框架将大大促进创新,提升美国的战略地位。
如果创建国际数据框架的难度过大,华盛顿及其伙伴还可以利用现有的框架来解决数据流和安全问题。
2020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以增强国内创新能力,保护数据隐私,巩固与国外的数据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同样地,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9年提出了“实现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的“大阪轨道”愿景,一项旨在促成一致的国际数据框架的倡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正在为类似的努力奠定智力基础。
美国还可以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实现创新和安全的共同目标。
但是,这些仅仅是权宜之计,华盛顿应自行主导数据框架的建立。
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仅仅几周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悬而未决,美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接待了来自43个国家的代表,并就此达成共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规则。
如今,美国再一次有机会建立起一套支持和平,繁荣与安全的新的国际规则。
但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准备好了应对挑战?
文字编辑:郑亦哲
图片编辑:郑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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